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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陆军送我去研究生院主要学的技术是搞计算机系统，我以为肯定会让我在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搞那项工作。然而，生活往往会突然遇到转机。刚到五角大楼报到时，信息管理局准将局长与我谈的话。他让我等了半小时，接着就不停地叫我“福勒”，我客气地纠正了之后他依然如故。他和我谈的全是华盛顿的房地产生意，以及如何从中赚钱。我只有听从命运安排了。鉴于是陆军出钱供我受的教育，我只好违心地在这里干了。
后来，一位令人钦佩的军官救了我。他就是计划与规划分析局局长赫伯特·麦克里斯托尔少将。该局属于德普伊的精锐部队之一部分。我被叫到3楼第六走廊的“陆军区”，去见麦克里斯托尔的副手F·G·“大鹅”格斯林上校。格斯林对我说，他认真阅读过我的档案，认为我不应该去绘制计算机流程图，而应该上这儿来帮助德普伊将军设计明天的陆军。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为自命不凡、不替他人着想、得过且过的人工作，另一个是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工作。于是，我直接从格斯林的办公室来到步兵人事处，恳求他们把我从前者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并交到后者的手中。步兵人事处同意了。就这样，陆军放弃了一个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二流的计算机程序编制专家，而我却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结识了陆军出类拔萃的一代人。
我被安排在一个小隔间办公。过了一段时间，我即开始为德普伊将军本人工作。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德普伊实际上并不像所传的那么厉害可怕，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马马虎虎或二流货色，只要你交给他的不是这种东西，他对待部下是很好的。他认为我具有交际能力，于是就把为他起草讲话稿的工作交给了我。
1972年初的一天，我应邀去将军办公室出席一个机密会议。他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一端，身旁只有少数的几位军官，其中有麦克里斯托尔，我的顶头上司钱德勒，还有隔壁办公室一位头脑敏锐的A·“时髦”史密斯。门关上之后，大家屏气敛声，气氛顿时神秘起来。德普伊很快就切入正题说，陆军正在加紧从越南撤军。战争的失败使国家对军队很失望，国会正在紧缩军费开支。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而且还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在作了一些冷静的分析之后说：“鲍威尔，你带上几个聪明人，关在一间房子里设想一下不可想象的情况，我想要你们计算一下如何构建一支50万人的陆军。”
我们全都惊异万分。考虑到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军投入了54．3万部队，考虑到美陆军现有员额达160万人，再考虑到自从1940年以来陆军从来没有少于50万人，这种裁减似乎太过分了。有人问，这是否是将军预计会出现的兵员数？他说不是，但这是为以防万一必须做好战备的部队。请大家务必保密，今天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这个房间。
我回到我的角落，主要是和史密斯一起干。我们设计了一支绝对是最低限度的部队，我们称之为“基础陆军”。我们的工作最终不可避免地透露给了高级军官们。五角大楼甚为恐慌，假如国家真的相信它凭借50万人的陆军就能支撑下去怎么办？军队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的。因此，“基础陆军”一事被搁置起来，以后再也没有让它见过天日。
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哪一种经历会毫无益处。正如陆军在越战之后削减兵员一样，冷战结束后，整个武装部队必须紧缩。后来当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面对这一现实时，我实际上早已于20年前在德普伊手下就接受过部队削减方面的研究生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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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伊将军传授给我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如何在以强调统一和个人服从为特点的职业中保持个性的精髓。一天深夜，将军在利文沃思堡发表完演讲后，我们乘直升机返回。单独坐在一架空军小型飞机里，这种时刻军阶不存在了，我俩不过是宇宙空间的两粒原子。这位彻头彻尾的军人，这位军人的杰出典范对我说，一个军官不能完全奉献给军队，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他告诫我说：“你绝不能让自己的职业把自己吞噬尽，以致于再也没有属于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东西了。”我们得保持一部分独立的东西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他最后说道：“不要让你的职业变成你生活的全部。”我记得当时脑海中出现了参谋们已注意到的一件事。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德普伊将军家里是什么样。此时我明白了个中原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在按德普伊的哲学行事了。五角大楼的同僚没人知道我在伍德布里奇的圣玛格丽特新教圣公会担任高级教区委员，也没人知道我在那里教主日（星期日）学校的五年级。我们在谷城定居不久，就开始参与这些活动。有一天，我和阿尔玛开车到住地周围看看。突然，我们发现一座小山上有个简易的圣公会教堂，名叫圣玛格丽特，和我小时候在布朗克斯区的教堂同名，我们就成了圣玛格丽特的教友。我从初级教区委员一直升到了高级教区委员，阿尔玛则当上了圣坛联合会主席，迈克尔和琳达做了教士的助手。我们和父亲卢瑟与母亲艾丽尔一样，帮助组织教堂义卖、薄烤饼晚餐及开设廉价旧货店。在我们教堂筹建资金运动中，作为向每个成员募集的领头人，我向全体会员募捐，成了教会的理财人。
我还一度想把教堂卖掉。我们的牧师罗德尼·L·考尔金斯大师是一位很得人心的本堂牧师，他的教徒人数增长很快，圣玛格丽特教堂拥挤得几乎快裂开了。这所教堂坐落在郊区房地产黄金地段，占地12英亩。有个房地产投资开发商想把它买去建个购物中心。他出价很高。我和考尔金斯神父都明白，有了这笔钱，我们可以在附近建一座更大更好的教堂，以容纳不断增长的教徒。教区代表也同意出售，堂区居民也投票赞成，主教也批准了。开发商忙不迭地把钱送了过来。但是，正如我对1928年那本老祈祷书爱不释手一样，我们有些教徒对老教堂亦不忍割舍。况且“老”这个字眼在新兴的郊区只是相对而言。圣玛格丽特是座“金”字型的建筑，10年前才刚刚建成。有位年长的堂区居民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这块地，我们就不能将教堂所占的这块地与1号公路相接，使其产生商业价值。于是，那些老居民就去找她，说服她不要卖那块地，以此制服了少壮派激进分子。反对派最后赢得胜利的论点是，他们决不跟随圣玛格丽特迁往新地。他们要转到弗农山附近的波希克去，那里号称有一座可以追溯到G·华盛顿时代的圣公会教堂。传统主义者赢得了胜利，鲍威尔和牧师没有卖成教堂。圣玛格丽特如今仍坐落在原地，兴旺依旧。
有一年夏天，教区代表们决定到里士满附近的一个会议中心去静修。安安静静地敛心默祷和体验生活的真义，这种奢侈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很乐意这样做，其他人亦然。不料我们的内省结束得比预想的要快。第二天晚上，有一位教友问：“谁带扑克牌来了？”圣玛格丽特俱乐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起初是每周两次，玩几美分的，后来竟发展到一夜输赢10美元的程度。扑克俱乐部令考尔金斯神父深为不安，以此引发了一场神学辩论。玩牌是不是教区代表的正当娱乐？更重要的是，参加教会活动时是否应该禁止赌钱？最后，我们决定尊重政教分离，总算没有酿成分裂。
这个时期，我开的是一辆锈迹斑斑的白色1963年产“雪佛兰”牌贝尔艾尔车。这辆车是花88美元从阿尔玛的舅舅史密斯手里买的。阿尔玛极不乐意被人看到坐在这辆破车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早早起床赶到人民杂货店，买了一罐油漆房子的乳胶漆。大家还没起床，我就把活干完了。我把阿尔玛唤起来，带她出去看。她一阵激动。汽车看上去焕然一新。你得走到6英尺之内，才能看出有刷痕。
此后不久，扑克俱乐部要志愿油漆一下考尔金斯神父的住所。那天的天气又闷又热。我们带了啤酒，好缓解一下喉咙的干渴。我正在房子后面刷漆时，突然觉得屋前静得可疑。走过去一看，和我一起来的教区代表们竟然正往我的白汽车上涂红漆呢！我抓住他们时，他们已经漆完一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