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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夫妻，也会有些陌生。尽管我敢肯定她也在暗忖，这个人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但当我把阿尔玛拥进怀里时，陌生感骤然消失。我们坐进我的蓝色旧“大众”牌小汽车时，心中又升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接着，我们便朝伯明翰地区北部的塔伦特镇她父母的新居驶去。我们开车到家已是黄昏时分。阿尔玛催促我向一扇大玻璃拉门走去。至此，我的岳父母仍未露面。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这次相见做准备。在玻璃门里柔和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一个婴儿围栏。我将门拉开，一个8个月大的幼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着一身耀眼的红衣服，正紧紧地抓住栏杆，瞪大眼睛抬头瞅着我。我把他抱起来。“嗨，迈克！”我说，“我是你爸爸！”他一脸困惑，不住地四周找阿尔玛。人人生活中几乎都会遇到这种事：三角争风。此刻，它发生在迈克尔·鲍威尔身上。
阿尔玛及其双亲约翰逊和米尔德里德设宴为我洗尘，我的小宝贝却继续从他的高椅子上瞪着眼看我。到该送迈克上床睡觉去时，这个小娃娃又受到一次震惊，他以前一直跟妈妈睡，如今却被打发到小孩床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下来吃早餐。迈克正在高椅子里欢快地咿咿呀呀。可是一看见我就不做声了。这个人还在！他什么时候走？也许他永远不走了？一连串不安的想象。过了几天，他开始友好起来。这个大人无微不至地照看我，跟我玩，尽管我肯定更喜欢要妈妈，但也许他并不坏。这种状况眼下还得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陌生人和男孩变成父与子为止。
下一站是到纽约皇后区埃尔迈拉大道与爸爸妈妈共度圣诞节。到那儿以后，迈克生病了，声音嘶哑，拼命咳嗽。我们赶紧把他送到离父母家最近的一家军队医院，圣奥尔本斯海军医院。接待我们的年轻海军医生对婴儿的经验似乎和我不相上下。我们认为是咳嗽，他看得却很严重，认为迈克患的是急性哮喘。他把迈克放到氧气罩内的婴儿床上，将一套应急气管切开器械放在迈克床侧，然后要求我们允许他在婴儿停止正常呼吸时使用这些器械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医生解释说，他不得已时会切开孩子的气管并插根管子进去。难道他们要给我的小孩开刀？我这个丛林武士脚都吓软了。阿尔玛虽然也非常担忧，但还能保持镇静，理智地问了几个问题。她向医生解释说，孩子是母乳喂养大的，从来没用过奶瓶，怎么给孩子喂奶呢？医生建议我们回家放松一下。我们的确回了家，但却放心不下。我夜不能寐，天刚破晓就急忙赶回医院。到医院后我们看到，小迈克正直直地坐在小床里大口大口地从奶瓶里喝奶呢！就这样，他奶也断了，哮喘病显然也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运输机飞行高度1200英尺，我身背T—10型降落伞，站在打开的斜板舱门上，风呼呼地抽打着我。我双目紧闭，又一次被曾经有过的恐惧感慑住了。空降训练期间，我已经跳过5次，无意再和地心引力玩游戏。然而，我还是跳了，跳入那无边的蔚蓝色空间。
我从越南被调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上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不过，这个被称为“职业培训”的训练班要到1964年8月才开学，还有近8个月的时间。为了填补时间空白，陆军派我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空降导航员训练班，即空降别动队员高级训练班。
刚一抵达，我便立即去租房子。职业培训班于夏季开学时，我才能搬进政府的住房。此前阿尔玛和孩子若想与我住在一起，就需在驻地外面找个地方。又是布拉格堡那一套：哥伦布区虽有许多白人军官住房，但我只能局限于在黑人区找，这里根本找不到像伯明翰岳父母家那样的房子。找房之初很令人沮丧，后来我遇到一位黑人房地产代理人。他提供给我一所属于一名浸礼会牧师的房子，地点在跨过州界亚拉巴马州一侧的菲尼克斯市。对此我态度比较谨慎。菲尼克斯市秩序混乱，是个罪恶之城，几年前国民警卫队曾进驻该城，彻底清理过一次。牧师的房子又坐落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周围都是些破旧房屋。不过，房子本身倒是一所结实的砖砌平房，还带个庭院，孩子有地方玩。于是我赶紧以85美元一个月租下了这所房子。庆幸总算找到了合适的住处。
在为阿尔玛和迈克收拾房子期间，我仍住在本宁堡的单身军官宿舍。有一天晚上，我又累又饿，锁上房门便返回驻地。快走到胜利大道上一家免下车汉堡包店时，我心想，好吧，既然把车开进去他们也不接待我，那我就停在外边。我停下车。过了好一会儿，一名女招待走到我的车窗边。我说：
“请来一份汉堡包。”
她很不自在地看着我，问道：“您是波多黎各人吗？”
“不是。”我说。
“您是非洲学生吧？”她似乎真心想帮我。
“不是，”我回答说，“我是黑人，是美国人，还是一名陆军军官。”
“哎，我是新泽西州人，”那位女招待说，“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可是他们不让我接待您。要么您到饭店后面来，我可以从后窗户里递给您一份汉堡包。”
我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我还没饿到那个份上。”我一边说一边使劲倒车，轮胎都擦出火星来了。当我驱车离去时，透过饭店窗户看到店主和顾客们脸上带着欣赏我受辱这一幕的表情。像这次这样做出的反应，或者说，至少这种暴露内心所想的方式，不是我的一贯做法。平常我不会去惹麻烦，不参加游行示威，也不参加静坐，一心只想着自己在陆军的前程和如何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对于我来说，我的现实世界是部队营房。我把南方军事设施看作病体内的健康细胞。如果车开快些，我还可以在关门之前赶到营区快餐店或军官俱乐部，并且和他人毫无区别地受到接待。
空降导航员是精锐中之精锐，他们要先于空降突击部队和直升机机降突击部队跳下去，标出着陆区和伞降区。空降导航员训练班的要求十分严格。我的同班同学均是配属机降部队的老资格优秀伞兵，而我则是个并不情愿的新手，5年没跳过伞了。我们每天以健身操开始，每项运动都做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恢复性运动则是5英里长跑，然后一天的正课才开始——导航课、伞降区域标示课、无线电信标使用课、引导飞机着陆课，然后又是跳伞训练。
空降导航员小组落地需集中。为此，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从舱口跳出去，而是由飞行员打开双引擎“非洲驯鹿”的后斜板舱门，我们迅速从机尾同时一起跳下。跳伞通常在夜间进行，这样更增添了一份刺激。谁知道下面隐藏着的是水域？是冒出地面的岩石？还是悬崖峭壁呢？然而对我来说，夜间跳伞跟白天差不多，反正我总是闭着眼睛往下跳的，而且，总是磨蹭在最后面，像婴儿学步一样小心翼翼地离开舱门，不是大步流星勇敢地跃入未知世界。因此，当其他人像雄鹰一样翱翔而去时，我却是先一屁股坐在舱门边，然后再腾空而下。不过，一旦离机，我即刻会体验到那种使人对跳伞运动心醉神迷的兴奋劲儿和那种飘向地面、任风在头上的伞中发出啸声的神奇感觉。只要不必头一个跳就行。
该训练班接近尾声时，我们计划乘直升机跳伞。首先，我们搞了一整天的越野行军，直累得两腿迈不开步时才结束。来到直升机旁时，天已黑了，一时间风雨交加。我们费力地爬上直升机，1月里的雨水冰凉刺骨，猛烈地抽打着我们的脸。大家挤坐在机舱地板上，我是机上军阶最高的军官，跳伞长是个面色严厉且富有经验的军士。直升机起飞了，我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大声提醒全体人员系好固定开伞索。开伞索系在舱底钢缆上，我们跳伞时，此索可自动将伞拉开。在黑暗中，可以听见都在用双手顺着舱底上的钢缆仔细检查。直升机恢复了水平飞行，风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会对跳伞产生危险的程度。我大声喊要大家最后再检查一遍固定开伞索的挂钩，接着又像个爱瞎操心的老太婆一样开始亲自检查每根开伞索。我挤过一个紧挨一个的同伴，用手顺着钢缆摸到每个人的伞上。突然不禁令我大惊失色，一名军士的开伞索竟然没有挂上。我把未挂上的开伞索往他面前一晃，他登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此系三重失职。他自己应该检查，他的战友应该检查，跳伞长也应该检查。否则，他一踏出飞机就会像块石头一样掉下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