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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到食堂进餐，皮带后面像牛仔一样装饰着子弹。假如突然发生枪战，他们可怎么装子弹呢？不过那算不了什么，子弹放在后面更显得威风，完全又是陆军战略军那一套。
这种行为还不过是傻里傻气而已。真正让我困惑不解的是我第一次接触越南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情景。我们营里大多数军官和军士都是既有献身精神而又能干的职业军人，普通步兵英勇而无怨。可是，无能、腐败与军服的奢华似乎与军阶的高低成正比。其中有那么一位火箭式的人物便是阮高其。他32岁就当上了越南空军司令。这位喜好奢华的阮高其在空中打仗与在夜总会里一样的华而不实。他留着细细的小胡子，戴着墨镜，腰里挎着珍珠把柄的镀铬左轮手枪，黑色飞行服上飘曳着一条纱巾。我不明白，难道这些就是南越军的普通士兵在阿寿山谷为之牺牲的人吗？
我必须承认，经历了战斗的艰难困苦之后，觉得在后方任职颇为愉快。作为受过伤的参战老兵，我享有一定的地位，况且顺化有着秀美的景色，不少好餐馆，还有给部队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因而这算不上什么艰苦岗位。就连去理发店也不失为一种乐事。理发师不仅把我的头发修剪得整洁漂亮，还用熟练的双手按摩我的头皮、脖颈和肩膀以消除紧张疲劳。我的消化系统经过重新改造，又开始吃牛排，喝南越很有名的“33”牌啤酒了。如此一来，在阿寿山谷流汗减掉的体重又恢复了回来。于是，为了减少体重，我开始玩垒球。
加入师部参谋人员行列不久，我飞往香港去度休整假期。对有些美国兵而言，到这座人欲横流的城市去度假意味着无度纵欲。对另一些人而言，香港则意味着疯狂购物。我买了必购的定做鞋子（每双10美元），定做套装（30美元），另外还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立体照相机。我给阿尔玛买了日本的御木本珍珠，丝绸连衣裙和一匹绸布料。4天后我便一文不剩地返回顺化。
在顺化，我又接受了一项在我职业生涯中打下烙印的不寻常任务。作为一种补充任务，我被任命为顺化城堡机场的指挥官。该机场负责C—7“美洲驯鹿”运输机、L—19及其它小飞机的勤务。有一位态度傲慢的飞行员显然对非飞行员管理他的机场感到愤愤然。一天，他要我乘他的“猎犬”上天去兜一圈儿。我因自尊心受到挑战，所以就接受了。这位自命不凡的高手的意图很快便暴露无遗。他时而横滚，时而作垂直俯冲，时而又做些其它催人欲吐的怪动作，试图把我，或者说把我的肠胃扔出L—19。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但纯粹出于愤恨，还不甘束手待毙。最后他恢复了水平飞行状态。我朝下一看，惊奇地发现一个不熟悉的地标，一条建在路堤上的铁路。我不记得我们区域内有这种地物。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喊道。
“广治北部一点。”飞行员自信不疑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在怒号的风中大声喊道，“把这玩意儿朝南开，咱们离开这儿。我们跑到北越上空来了！”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跟聪明的行家和自命不凡的飞行员打过交道后，我形成了又一条行为准则：不要被专家和精英们所吓倒。专家通常占有更多的数据资料，并不是判断力。精英们会近亲繁殖，生出血友病患者来。一旦被现实世界所碰伤，他们会流血致死。
11月1日，我回到西贡，国外服役期亦随之结束。我先得办完手续，而后便可以很快回家转了。南越当时正处于混乱之中，吴庭艳总统是天主教徒，他想禁止佛教徒的宗教活动，镇压反对其政权的佛教徒示威游行。有张写真照片震惊了世界：为了抗议吴庭艳政权，一位僧人盘腿坐在西贡一个十字街口，把自己全身浇满汽油，擦了根火柴自焚了。自焚时他全身纹丝未动。8月份，当时我仍在顺化，西贡已处于军事管制状态，美军已不许出营区。大约一周之后，吴庭艳总统在整个国家全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一天，当我开车去新山一机场托运行装时，显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总统府遭到枪击，街上除了乘着装甲人员运输车的军人之外空无一人。我到西贡来正赶上一场政变。南越一伙将官刚刚推翻政府，并已将吴庭艳总统及其弟弟、秘密警察头子吴庭儒处决。以26岁之龄，我对所发生的事尚无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我的思维方式如同一个只熟悉自己的环形防线的士兵，仅此而已。对我来说，这次政变不过是这片陌生的土地令人困惑的另一方面而已。
尽管刚刚发生了动乱，我照样被安排提前一个月回国，据说原因是我们在越南干得很出色。实际上，美国顾问的数目已略有下降，从最多时的1．66万人减到了1．63万人。麦克纳马拉时代主导美国人对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时刚刚开始实行。如果一个村庄周围设有一定长度的篱笆，有民兵守卫，村长在过去的3周内未被越共杀害，我们就把该村列为“安全”村。我还在小良基地时，麦克纳马拉部长曾来到越南。他在那里进行了48小时的访问后总结说：“……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们在赢得这场战争。”定量分析才有意义。定量分析才能了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寿山谷所见到的一切却没有一件事能表明我们在战胜越共。战胜越共？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到。麦克纳马拉的计算尺精英们算出的精确指数不过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而已。
陆军对此的态度似乎是不要对高明者表示怀疑，其中包括这些计算尺神童。倘若它不奏效，也要假装它奏效，说不定它能自行修正呢。这种软弱无能的思维方式我最初在西德领教过，现在又被输送到越南来了。在后来几年中，这种默然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安全村”的荒谬做法，我们还有“搜索与摧毁”行动、“数尸体”等更荒谬的做法。
所有这些我们知道都是荒谬的，但还是照办了。
在这以后，美军的伤亡人数慢慢地开始上升，一些熟人的名字逐渐出现在死亡名单上。在盖尔恩豪森时跟我在一起的J·李阵亡在越南，还有A·帕斯科，他是我们“潘兴步枪会”成员中阵亡在越南的第一个，不过不是最后一个。
虽然如此，美国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在那遥远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越共不过是个次要问题。与在越南的1．63万美军比起来，当时美国在欧洲驻有25．2万人，在朝鲜有4．9万人。1963年时，还谈不上什么反战运动。
尽管疑虑重重，我离开越南时仍不失为一名忠实的信徒。我经历了失望，但非幻想破灭。我仍相信帮助南越保持独立是对的，仍然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划定反共界线。纵然方式有些缺陷，但目的还是正确的。不管麦克纳马拉部长有何发现，任务比我们的预想要重得多，也艰巨得多。我在顺化做情报参谋工作时有位分析人员曾经问我，从上过战场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越南到底需要多少兵力，我信口开河说了一个数：“获胜须得50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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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机场里等下午去伯明翰的航班，手拿杂志翻着看。突然间，我注意到人们都聚集到休息室一台电视机前，以出奇的缄默盯着电视机。当天是11月22日。3周前，南越总统遇刺身亡，政府被推翻，当时我正在那里。这天下午，我国总统亦遭刺杀。尽管我在外为外国人的自由卖命，4名黑人小姑娘却在伯明翰16街浸礼会教堂内被埋在那里的炸弹炸死。我回到家，宛如回到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一般。
我的美国之路第五章 回家
第五章 回家
诺曼·洛克威尔的经典油画作品之一名为《回家的美国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就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上。画上一个年轻的士兵手提行李袋，刚刚回到老家。他全家，包括狗在内，跑出来迎接；一位漂亮的姑娘羞怯地等在拐角处；满面笑容的邻居们将身子探出门口和窗外；孩子们从树上向他挥手致意，欢迎凯旋的英雄。1963年我从越南归来时可不是这般情景。
我走出伯明翰机场时，只有一个人在等我。她看上去十分美丽，亦似曾相识。若是两个人相识仅有一年，接着又分开了一年，即便是夫妻，也会有些陌生。尽管我敢肯定她也在暗忖，这个人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但当我把阿尔玛拥进怀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