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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当爸爸一事，我和阿尔玛约定了一个暗号。孩子一降生，她就给我来信并要在信封上标上“婴儿信函”几个字。我已请广治的团部留意这封信。一俟信至，即打开信封将内容用无线电发给我。一个新的天真的小生命即将来到这个小小的苦难世界，他（她）使我个人的生命显得更有价值，我要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显得更加重要。
我对武公孝的后任已失去信心。谦上尉既不能和其部下沟通，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顾问。我跟希克讨论过这个问题。谦是我俩都了解的那种军官，即那种不会进行明智的判断，只知道一味乱吼些愚蠢的命令，以此来炫耀自己权威的人。这种人靠不住。
4月3日，我躺在小良掩体里的竹床上，想借烛光看看小说。希克和部队出去了，谦在睡觉。听到远处有迫击炮开炮的声音，我奔到外面想瞧瞧炮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原来越共想向这个新基地递张名片，但因地址不详，炮弹全在丛林中爆炸了，远未击中我们。
谦上尉跃出掩体，跑过来命令还击。我对他说这样做也许不够明智。我们在山顶上，周围的树都砍光了，我们一开火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他们现在没击中我们，是因为他们在黑夜里和我们一样什么都看不清楚。谦说，不行，作战条令要求必须还击。
当即，几发炮弹打出去了。几分钟过后，一团巨大的白色火球在我头上大约20英尺处炸开来。我本能地卧倒在地，趁下一发炮弹还未打到我们头上赶紧钻回了掩体。我检查了一下自己，安然无恙，但掩体外却传来呼喊和呻吟声，我赶紧又回去帮忙。
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昨夜情况是多么危险。越共的炮弹碰上了一棵树的树干，我当时就站在那棵树下。炮弹的弹片散布在我左右两侧，每一边都炸伤了五六个士兵，但却未碰我一根毫毛。假如炮弹没有碰上树干，就会击中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将必死无疑。这次袭击中受伤的人当中也有谦。因其鲁莽，他等于给越共充当了弹着指示员。他腿上的伤刚好重得够后送条件并被替换掉。对军事这一行来说，他的离去称不上什么损失。谦的继任者是广上尉。尽管他对顾问们有点冷淡，可他是个干练的军官。我钦佩广，但我们之间从未像武公孝和我那样迸出过友谊的火花。
迫击炮袭击后的第二天，送补给品的直升机来到营地上空。邮件中有我母亲来的一封信。我站在树下读信里的家常话。“噢，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写道，“我们对小宝宝的降生万分高兴。”
宝宝？我们的婴儿信函呢？阿尔玛好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赶紧让报务员用古老的ANCGRC—9电台跟基地兵营取得联系，并设法接通了广治。原来我的信遇到了通讯故障，在军事行动中这并非鲜见。有明确标记的那封信仍躺在一大堆未投出的信件里。我对报务员说：“跟他们说，给我立刻把信读一遍。”就这样，我得知了迈克尔·凯文·鲍威尔早产的消息。他1963年3月23日降生于伯明翰天主教圣家医院。我们的朋友、在布拉格堡时的恩人施瓦尔的儿子中有个名叫凯文·迈克尔，我们照他们这个儿子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迈克尔。
我这时的心情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母子康健令我高兴，但环顾四周，身处异国他乡又使我困惑；此外，我还感到焦虑不安。我曾与死神如此相近，险些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做了父亲。国内的家人，包括一个新生儿，依靠我养活。
我渴望见到我的孩子，我必须挺过这一年。
从编制职务上讲，广是营长，他也确实是个好军人。但由于我在这个营的资历比他长，又得到部下的信赖，于是开始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军士长是个法国殖民军队留下的志愿兵，精瘦而苍老，活像当年在盖尔恩毫森基地老练的爱德华兹军士。他很信任我，于是我们开始做一些小动作。我假装不是我说了算，军士长也假装没有直接听命于我。按说我是顾问，不是指挥官，然而我们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领导权，像大自然一样，不容真空存在，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进去填补了真空。
南越军士兵既勇敢又肯干，但训练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我教他们，他们面带微笑，点头哈腰，可常常对我所教的内容置若罔闻。我一连花了数小时教他们从直升机上卸货。这事的关键在于速度，因为直升机易受敌人火力攻击，因此要求尽可能快地卸货。最快捷的方法是，直升机一着陆，两个人马上跳进货舱向外扔货，班里的其他人应从直升机到丛林排成一行，像救火队员传递水桶一样把物资传过来，最后堆在树能遮盖的地方。我在地上画出一架直升机的轮廓，让他们演练了一遍又一遍。飞机着陆，两个人上去，其他人排成行，传递货物，这样反复演练了数遍。
次日，送补给品的直升机落在我们的环形防御圈内。我给卸货组发出信号，全班冲刺般地跑到机舱口，所有人都想同时爬进飞机里去。当我又重新训练他们时，他们倒也没怨言，最后终于学会了。
那是5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正在巡逻，脚下踩着克拉莎草，浑身大汗淋漓，手不住地拍打着蚊虫。这时一架L—19“猎犬”观察飞机飞来，在头顶上嗡嗡作响。飞行员用无线电说，他带来了我的专递航空邮件。须臾，邮件就拴在一块很大的黄手帕下摇摇摆摆地飘落到地面上来了。我跑到空投区，发现一只装满一瓶瓶“里兹牌”花生酱的盒子，盒子底部有一只标有“婴儿信函”的信封。我撕开封口，一张照片露出来。一张胖胖红润的脸儿带着在世上只满一天的全部惊喜凝视着我。他像谁？他长得怎么样？我道不出个所以然，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我的。欢迎你，迈克尔·鲍威尔。越南士兵都围上来，我让他们看照片，他们赞叹不已，并为我高兴。然后我就把照片装进了上衣口袋，让它一直伴随着我。
5月份下半月，我又有一次短暂脱离战斗的机会。我被召回到顺化，那是南越军第一师顾问团所在地。我要去见的是步兵人事处的委派军官。假定我能安然无恙地在阿寿山谷熬过来，任职期满后人事处还会把我派往别处。我是从野外直接乘直升机飞来的。当我们接近这个越南古都时，我被这座城市的美丽吸引住了，波光粼粼的香江，具有历史文物建筑意义的城堡，还有那法国殖民地的迷人风光，一切尽收眼底。一下飞机，我立刻产生了每个前线老兵骤然回到后方时的那种感觉：这里出奇的干净，似乎什么都井井有条，平常的声音听起来也那么不寻常，所在之处与曾在之处相比较如此的不协调。我肩挎M—2步枪，皮带上挂着手榴弹和匕首，靴子上还带着阿寿山谷的泥土。除了在溪流中简单擦洗过一下之外，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过澡了。内衣呈黄灰色，布料几乎被汗水腐蚀透了。我先到军官食堂去吃美国饭。食堂里着装整齐的参谋人员看着我，他们的那副神态好像在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用目光回敬他们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但也许你们忘记了。我吃了一块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条，喝了一杯牛奶，胃里又是很不好受。离开食堂时，我感觉全身无力，恶心，甚为想念我的米饭团子。
我到师部委派军官斯皮尔斯中校处报了到。至此我已在军队服役快5年了，在越南还剩约7个月的时间。我渴望知道步兵人事处对我下一步作何打算。在那个年代，陆军对有功的军官有一套巧妙的安排方式。关键是你在派遣点的表现要达到一个符合鉴定报告的一系列数据。中校翻了翻我的个人档案，抬起头来说：“鲍威尔，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培训班。”
我甚觉意外。“我刚刚学完基础课程，没上过高级班。”我说道。
“没关系的。”他回答说。他面前有那个有魔力的数据，可他不想透露，不过他还是说：“如果你提前晋升为少校，不要感到意外。”
我刚当了7个月上尉，这位就在谈什么橡树叶了①。尽管他说的话让我觉得没准儿，离开他办公室时，心里还是免不了得意洋洋。过去和未来数月的所有艰难困苦和恐惧不安，不知怎么似乎变得容易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