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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闻。
在以后的两周内，我经历了公众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如乔治·布什在失去总统职位时所说，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麦克皮克的司机背着他的长官问奥蒂斯·皮尔逊是否他可以试开一下主席的轿车。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是《纽约时报》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们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我想法院最终会就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做出裁决。只要法院做出裁决，不论是怎样裁决，美国军方都会遵照国内法行事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克林顿政府最初几周中做的几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满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国防部正副部长门外的武装警卫。12年前关于利比亚谋杀阴谋的谣传引起了一场虚惊，此后便一直派武装军人警卫站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门外。温伯格、卡卢奇和切尼都喜欢这些气派的哨兵。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给浪费了。由于莱斯·阿斯平不讲求这种排场，我设法劝说他的助理趁阿斯平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警卫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胜利，包括因为我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题而获得两枚证章；我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纵横填字谜中；电视“风险”节目中还以我为主题出了一个题目。
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情况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波斯尼亚。虽然我是安全委员会成员，但我仍有一点局外人之感。我参与了里根和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订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对这些政策不甚满意。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因为我了解这些政策的前因后果，或许这会对他们有用。这次会议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决策风格。新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对会议不予引导。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坐在莱克的一侧，颇有些要别人推着走的架式，这与乔治·舒尔茨和吉姆·贝克那种大步走进会议室，立刻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个律师，硬是等着委托他代理诉讼的一伙代理人决定要他为何种立场辩护。莱斯·阿斯平坐在莱克的另一侧。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发言不多，而他一发言则往往使讨论绕过正在研究的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班子的其他成员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好我们为这位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留出了位置。
以后的会议都是照着这次会议的模式举行。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主持的会议井然有序：开会时讲明目的，接着就各种方案进行辩论，最后做出决定。布什时期会风较为松散，我逐渐适应了；克林顿的风格我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后的会议上讨论仍然是漫无目标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讨论或智囊团的研讨会，我的新同事中许多人在他们政党下野的12年中，正是这样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似乎是内阁官员。一天，我听到托尼·莱克的一名在那里做记录的部属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与他辩论，我不禁为之愕然。
关于对波斯尼亚的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布什批评得最为激烈。克林顿作出许诺，将在那个饱经战事折磨的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在我们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会议上充满了好斗的言辞。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迄今为止，派兵帮助战争受害者的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赞成打地面战争或者使用他们的力量强制实施停战。他们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与上届政府时没有变化。新班子不断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从空中对炮轰萨拉热窝的波黑塞族人进行惩罚，为此我摆了各种军事方案，这些方案与我过去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方案相同。我们的选择从对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行有限的空中打击到在整个战场上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轰炸。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不能保证改变塞族人的行为，只有地面部队有那种作用。大规模轰炸可能促使他们作出让步，但不能迫使他们停止斗争。在实施有限空中打击的情况下，塞族人会毫不费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亚的浓雾掩护坦克和大炮，或把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塞族人都会很容易地挟持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联合国人员作为人质。
在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各次会议上，我不断表达的不受欢迎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应当在明确政治目标后再使用军事力量。阿斯平赞成这种观点。辩论在一次会议上爆炸了：我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生气地问我：“你总是讲我们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这种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种话实在令我生气。美国军人不是在某种全球棋盘上任意挪动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释：过去3年中我们10多次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和平、救灾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每次动用部队我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使我们的军事活动与这种目标相一致。结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大使，美国军队能够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但我始终一贯的建议是，必须首先确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托尼·莱克越战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他支持我的立场。他说：“你要知道，马德琳所问的目标问题正是越战期间军方应问而从未问过的问题。”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忏悔性著作《回顾》一书中也承认，我国在越南战争的目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人人都清楚的悲惨结局。
在这些讨论中，如果总统在场，我总是感到比较舒服。比尔·克林顿有能够把历史、政治和政策摆对位置，使之融为一体的经验。然而他放任漫无边际的讨论，所以他未从讨论中收到应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学者气质，似乎欣赏这些马拉松式的辩论。讨论来讨论去，参加讨论的人最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所讨论问题的办法，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但是经过几天的事实检验后，那种解决办法不灵，于是又回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经过一次讨论后，总统提出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允许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空袭，帮助穆斯林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是周游列国，向我们的盟友兜售这一战略，然而盟友表明这种战略根本就不行。一周后他空手而归，我们只得又用一个星期六来研究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1994年和1995两年中，在美国的督促下，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确进行了有限的空袭，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人们料想之中的反措施。严酷的现实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坚信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决心为此战斗到底。他们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样，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西方为波斯尼亚问题大伤脑筋，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确定与之相一致的承诺。解决这一令人难办的冲突势必要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就此向美国人民做出交代。同时，即使能暂时使冲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拼个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长期卷入，而这又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楼内，莱斯·阿斯平越来越不顺心。他的管理风格与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条，而他是杂乱无章。我们根本就说不准他上午何时上班。办公会议的安排也没个准。一旦开起会来，又是无休止的马拉松漫谈，常常参加下个会议的人挤在走廊里苦等。阿斯平把他国会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都带到五角大楼来了，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军。任何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到国防部长那里。阿斯平的新任新闻秘书维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