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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责为麦克莱伦，我的反应同他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同样强烈。我要戳穿这种论调。我急步走进书房，一口气写了份措词严厉的反驳文章。写好后，立即把比尔·斯马伦叫到家中念给他听。
“长官，”这个一向爱沉思的斯马伦说，“把它发给《纽约时报》，请你再附上一封信给编辑。我建议你把调子缓和一些，把论据搞得再充分一些，他们也许会把它作为专栏文章登出来。”
我照他说的办了。4天后，经切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版上，标题是《将军们为什么发怒》（标题不是我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拟定的）。但是我确实阐明了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论什么时候军队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如在巴拿马，菲律宾政变和“沙漠风暴”中那样，就能获得成功的结果。如果国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压根儿不存在，如猪湾、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波斯尼亚，我们应付的是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盘根错节的民族纠纷。基本的决定很简单，但很棘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还是不卷入？如果政治决定是卷入，我准备做我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种军事选择方案。但是《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我们可以只是轻轻敲它一下。“在所谓的专家们建议我们需做的事只是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式轰炸或有限袭击时，我当然心情不安，因为在期望的结果达不到时，又会有一群新的专家出来谈论来一次小小的升级。历史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向来没有善报。”我最后写道，至于林肯与麦克莱伦的问题，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林肯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后，麦克莱伦不想动用他所掌握的拥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我们已经吸取了适当的历史教训，而有些记者却没有。”
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我觉得乔治·布什乱了阵脚。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带有种族色彩，而且将政治与宗教混淆在一起，这使得甚至原来可能支持乔治·布什的中间派美国人都大倒胃口。人们对他的“沙漠风暴”的赞扬像春雪一样消融了。国家摆脱难以应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有人指责总统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经济嘛，不治自愈。宣传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让布什设法显示平易近人的品质，从戴维营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开的商店去买袜子。由竞选运动总管弗雷德·马利克、竞选运动主席鲍勃·蒂特和财务主席鲍勃·莫斯巴赫尔组成的三驾马车，未能使布什重新当选的努力摆脱僵局。勉为其难的吉姆·贝克被从国务院调去创造竞选奇迹，但也于事无补。在白宫上下，我意识到了一种情绪，布什这条好船在吃水线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总统被克林顿州长以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的得票比例击败，罗斯·佩罗获得了约百分之十九的选票。
我常常吃不准乔治·布什在竞选期间身体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纤维性颤动，这是一种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状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齐。后来，他接受药物治疗，有个时期一次服5种药。总统自己说过，药品造成“思维过程放慢”。改变剂量后，他说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复如初。尽管如此，在竞选活动期间，我看到乔治·布什精神疲惫，有时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领导人，当时他能够倾听其顾问们无拘无束的辩论，从中抓住问题的要害，并且做出说一不二的决定。竞选运动搁浅了。心怀不满的选民不再担心冷战或沙漠之战了，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而这证明是决定性的。
大选后的第二天，我给总统去电话告诉他我对竞选结果感到遗憾。但是不管输赢如何，他为国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贡献。
“谢谢，科林，”他说，“但很痛心，痛心极了。”
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后，我向阿尔玛提到这一谈话，她说：“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刚打来电话，要我们一起去戴维营度周末。”
“真想不到这个时候他们还邀请家人以外的人。”我说。
“而且他们还要我们把孩子们也带去。”阿尔玛说。
那个星期五我得去芝加哥发表一次演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来时，我飞到了戴维营附近的机场，海军陆战队的一架直升机正等候在那里。与此同时，阿尔玛与安妮玛丽、迈克、简和我们的孙子杰弗里也驱车赶到，整个鲍威尔的一大家子，只有琳达缺席。我们抵达时，总统等候在直升机坪旁，坐在高尔夫机动车内，还是老习惯。我全家在一间住房刚安顿下来，总统和夫人就把我们叫去沿戴维营的周边进行力量型的散步，他和我走在头里，布什的爱犬米利和兰杰狂吠着跟在后面。
在散步的过程中，选举问题像块千斤重石压在心头，没有提它但无法摆脱。我没有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总统好像还没有进行事后分析的情绪。不过，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对比尔·克劳感到失望。我认为我待他不薄，”总统接着说，“我曾提议让他再干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是我的前任，布什把他心中的看法告诉我，我想原因就在这里。比尔·克林顿的逃避服兵役和个人作风问题曾对他的竞选带来麻烦，而克劳海军上将率领另外21位退休的陆海军将领公开支持克林顿，此事大大减轻了克林顿在逃避兵役和作风问题上所受的压力。
布什总统摇摇头说：“我丝毫没有料到他们会选他。”他的语气里显然传达了他深深的厌恶感。“真莫名其妙。”他向我作了惨淡的一笑说，“但是生活照常进行。”
那晚吃完晚饭后，我们全都聚集在总统别墅的起居室内观看一部好看的电影《令人陶醉的四月》。第二天上午分手时，巴巴拉·布什似乎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疑问。她说：“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与真正的朋友呆在一起，最亲密的朋友。”阿尔玛和我深受感动。不管是不是总统，不管是不是第一夫人，这两位杰出的人将是我们的终身挚友。
选举前两天的11月1日，我到弗农·乔丹家吃晚餐，当时乔丹问我：“你对国务院还是国防部感兴趣？沃伦·克里斯托弗想知道这一点。”他说，考虑到克里斯托弗是卡特时期的助理国务卿，如果克林顿获胜当选，预计此人将是克林顿过渡班子的一位负责人。
我说：“弗农，我哪个职务都不要。我不想要任何政治任命。”我真正想要的是结束我的任期并于1993年9月退休。此外，选举如此集中于经济问题，以至于我弄不清楚新班底在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上持何立场。
由于与乔丹的谈话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在选举后两周有人给我捎话说当选总统克林顿想见我时，我心中有点忐忑不安。11月19日下午3点，在瓢泼大雨中，我奔进海—亚当斯饭店，它在白宫北面，相隔一个街区。走进当选总统套间时，我受到克林顿竞选运动副总管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迎接。此人看上去像个参加毕业典礼代表中学生致告别辞的学生，衣着贴身而笔挺。“州长略迟一会儿，”斯特凡诺普洛斯说，“但他急于见您。”
克林顿随后赶到，斯特凡诺普洛斯留下我们两个人单独会谈。当选总统脱去短上衣，请我坐下，自己也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我以前从未见过比尔·克林顿本人，发现他甚至比电视上显得还要体格魁伟，精神抖擞。他显得很随便，没有因刚取得的成就而盛气凌人。
“自从我看到你在莫里斯中学讲话的录像带后，我一直想见见你。”他边说边给我倒了杯咖啡。他进而提到了我讲话的几个要点。我对此深为感动。这次讲话是我一年半前发表的，当时比尔·克林顿仍是一个小州的州长。正如我即将领教的，此人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和记忆能力。他嘴里叼着一支雪茄，好像总想点燃它，但始终却没有点。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盘小甜饼，我拿了一块。他拿了一块。我又拿了第二块，最后我们把它干个精光。
他向我问了波斯尼亚问题。他想知道，我们能不能用什么法子通过空中力量，即某种惩罚程度不太重的手段影响局势？又来了，始终不为人厌弃的空中解决办法，带有一种善良的人道主义怪癖——不要伤害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