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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考虑别的因素，袭击费杜斯区掩蔽部的事件表明必须发动陆空联合进攻并结束战争。2月8日至10日，切尼和我对战区做了短暂视察，在此期间，施瓦茨科普夫告诉我们，他将于2月21日前做好地面进攻准备。切尼和我一回到华盛顿，便立即将这一日期报告给等得不耐烦的乔治·布什。可是，3天后诺姆打来电话告诉我，21日不行。
我说：“总统希望坚持这一日期，发生了什么事？”
“沃尔特·布默需要多给点时间，”施瓦茨科普夫答道。布默的第一和第二陆战师的任务是在战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后直奔科威特城。为此它们首先必须攻破伊拉克军花了数月时间构筑的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克服反步兵和反坦克地雷地带，带饵雷的蛇腹形带刺铁丝网，密集布雷场和很深的反坦克壕，然后还要翻越过20英尺高的沙堤和灌满燃烧着的原油的壕沟。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遭受伊拉克步兵和炮兵火力的攻击。布默希望有时间将他的攻击点西移20英里，在这一地段，有一个伊拉克防御阵地因遭到空袭而基本废弃，而在其后面的另一道防御阵地尚未完成工事构筑。他还要求进行更多的空袭，以便在他的部队行动前削弱敌人的防御。
“这将花数天时间。”诺姆说。他希望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记住我们的战略，”我提醒他，正面突击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任务在内，只是为了牵制住凭壕固守的伊拉克部队。我说：“如果布默遭到顽强抵抗，他就停下来。”把敌军牵制住，他的部队就完成了任务，这就可以使第七军和第十八空降军在西线布防稀疏的沙漠地区打出左勾拳。“我们用不着边唱‘海军陆战队队歌’，边打死一群年轻人。”我说。
我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之一是战场指挥官始终是正确的，在后方的指挥官则不然，除非证明出现另一种情况。战场指挥官在现场，他了解地形、我情和敌情，因此我劝切尼接受诺姆的建议。切尼违心地前去总统那里并获准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我给诺姆回了电话，不过我认为他有点过于谨慎小心。在过去的几周中，我目睹第七军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百辆坦克大举涌入沙特阿拉伯。我们已经秘密地将我军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调到伊拉克暴露的西翼，而且我们正在静观伊拉克人是否会做出反应。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另一个不满员的师调到沙漠的那一部分。正好，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已中了我军以正面大规模突击和从波斯湾向科威特城两栖登陆的佯攻之计，被搞得疲于奔命了。他们已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现在哪里有力量挡住我军的左勾拳！早些时候我们曾担心过，西翼的沙土地可能承受不了沉重的装甲车辆。不过工程师们测试了沙土，并对我们说：“行。”我们询问了当地的贝都因人，他们证实地质坚硬。
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给进攻的时间表进一步蒙上了阴影。2月18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前往莫斯科听取一项计划。根据此项计划，如果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我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布什总统陷入了困境。他认为，现在采取这种做法为时已晚。我们花了600亿美元，并将50万大军运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沙漠地，在这之后，布什想给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者以毁灭性的痛击。他不想靠TKO①取胜，那样萨达姆就会将其军队完完整整地撤回国内，并且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尽管如此，总统也不能让人看成是拒绝和平机会。
①TKO，指在拳击赛中，一方虽未被击倒但已无招架之力时裁判员可宣布对方由于技术原因而退出。——译者注。
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