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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要打多久？”另一个士兵问。
我说：“战争是难以预料的，我不是赌注登记人，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我们不会泥足深陷，久拖不决。”总统已经保证波斯湾战争不会成为另一次越南战争。
我们亲眼看到在这里聚集了这么多飞机、坦克、火炮、装甲车辆、弹药和数十万大军。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聚集了这么多武器和军队后，萨达姆在最后时刻还不示弱。如果在他的班子里还有一些稍有勇气和理智的军人，他们就该告诉这个既不懂军事又不懂战略的人，他的做法无异于发疯。然而，世界上一直就有狂人统治一些国家，使他们自己的人民家破人亡。
圣诞节前夜，切尼和我从沙特阿拉伯一回来，马上就飞往戴维营，被接到充满乡村风味的冬青茅舍里。已在屋里的有总统、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副手鲍勃·盖茨。我们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之前，切尼和我汇报了多国部队的战备情况和确定的最新战略。乔治·布什面临巨大的压力，而我从他的紧张神色中可以看出这点。他要设法在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西方盟国、苏联、国会和美国公众等方面进行平衡，就像一个魔术师在杆子顶上转碟子，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在空中转多久。
夹在总统的焦躁不安和施瓦茨科普夫的忧心忡忡之间，我也在玩着我的魔术。诺姆显示出身处战争前线的战场司令官必然有的疑虑，而他的火暴个性更加剧了这种疑虑。我不得不经常不断地消除他的疑虑，告诉他我们不会催促他仓促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总统老盯着我问：“什么时候我们准备就绪？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动手？”对付诺姆就像是手握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而对付总统则像是扮演山鲁佐德①的角色，要设法使国王安静地度过一千零一夜。
①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她一夜复一夜地给苏丹讲述有趣的故事而免于一死。——译者注。
那天在冬青茅舍中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谈到伤亡问题。再没有比通过战争的迷雾来预测伤亡人数更难的事了。最糟的情况预想是吓人的：我们的部队要进攻凭壕据守的数十万伊拉克军队，而在我军和敌军之间有一大片雷区；堑壕内灌满了原油，在我军进攻时就被点燃成熊熊大火；敌人还可能对我们使用化学生物战剂。满城的军事专家都做出了他们的预测，伤亡人员可能有1．6万名、1．7万名、1．8万名。一个受尊敬的思想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了美军伤亡可能达1．5万人的预测。当有消息传开说国防部已订购了1．5万个运尸袋时，可怕的猜测竞赛就变得更加阴森可怕了。实际上这批订货与“沙漠盾牌”行动毫无关系。那是国防部后勤局的一台电子计算机按不确定的未来需要运算出来的数字。切尼催问施瓦茨科普夫，而诺姆和我一样并不热衷于预测无法预测之事。但他最终提出了可能伤亡5000人的数字。
我绝不同意最高的估计数字。那是根据美苏两军在欧洲相互打垮对方的老的军事演习公式推算出来的。这不是我们这次的战略。首先，我们计划以空前的猛烈空袭惩罚伊拉克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之后接着是地面作战，它不是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冲锋，而是以快速的重型装甲部队在伊拉克军队防御最薄弱的西翼实施“左勾拳”打击。我从不把像伤亡估计数字之类不可靠的事情报给总统，到那时为止我总设法避免具体数字。但是，当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时，我最后提出了甚至低于施瓦茨科普夫的估计数。我估计伤亡和失踪可能在3000人左右。
当我在那个圣诞前夜观察总统的脸色时，我想他是一个冷静而清醒的人。从他的提问和仪态中，我认为乔治·布什不仅仅是要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走了。在过去4个月内，萨达姆的占领已将恐怖降临到科威特人的身上——谋杀、盗窃、强奸和毁坏博物馆。如果伊拉克军队现在撤走，那将是他们犯下罪行而不受惩罚。撤走还意味着萨达姆的大军完整无损地离开科威特，以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那个晚上，我们还谈论了国会中激烈的争论：是等待制裁起作用，还是发起进攻。总统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他的话使我们的谈论一下子停了下来：“要么打赢，要么我被弹劾。”我对这话的解释是它意味着总统已决心打一仗了。如果他打赢了，国会的意见无关紧要；如果他失败了，他就准备失去总统的职位。
切尼和我在那天深夜乘直升机飞回华盛顿，我及时到家与全家人一道度过了圣诞之夜。那是一个令人压抑的节日。我想着战争前夕那些有亲人在海湾地区的家庭。我打电话给我的姐姐玛丽琳祝她和她全家圣诞快乐，得知她必须接受乳腺癌的治疗，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科林，我无法告诉您我多么难以开口告诉您这件事。”来电话的人是一位英国同事、国防副参谋长上将理查德·文森特爵士。
“请讲，迪克，”我说，“什么事？”
“听我说，空军元帅帕特里克·海因会见首相，就作战计划事宜向他汇报。”
听到这里，我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汇报之后，帕迪（帕特里克的昵称——译者注）把他的公文包和便携式电脑都交给了他的主任参谋……”
“后来怎么啦？”我屏住气息问。
“这个主任参谋把车停下后去买了一点东西……公文包和电脑都被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心情沉重地问。
“我们找回了公文包。但是，电脑里的硬盘可能存上了作战计划。”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心存疑惑地问。
“那是我怕告诉您的第二件事，”文森特说，“大约一周以前。”
“一个星期以前！”我说。“您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最令人担心的是英国通俗小报搞到这一消息。以后几天里，我们的心情很紧张。我的新闻官斯马伦上校监控着英国和欧洲的媒体，看看有没有这一消息落入敌人手中的征兆。幸好没有。我们的窃贼要么是一个爱国者，不为个人利益泄露陛下政府的秘密；要么是一个连报纸也不看的一无所知的坏蛋。
这一年年初，科雷塔·金曾邀请我去亚特兰大担任该地纪念马丁·路德·金牧师的1月15日生辰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那时政治气候开始变化。黑人在美国16岁以上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一，而在海湾地区的美军中黑人占百分之二十六。显而易见，给黑人造成的伤亡数按比例算要比白人的伤亡数高。《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支持解放科威特，而黑人只有一半支持解放科威特。
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时，在亚特兰大结识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联合会成员乔·洛厄里打电话给我：“科林，你知道我尊重您，但是……”
“但是什么，乔？”
“有些人认为，一个军人担任金博士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可能不合适。”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使纪念这位人权斗士的盛会受到任何损害。而且我当时知道在举行游行的那天我必须留在华盛顿，所以我就没有去当那个典礼官。
11月20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恩·德勒姆斯及其他44个众议员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以阻止布什总统在国会没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大约在这个期间，代表洛杉矶市的民主党议员朱利安·迪克逊在迪克·切尼和我有一次出席国会山会议时，就战区内黑人数目偏高的问题，对我们大兴问罪之师。切尼回答了这个问题，朱利安准备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有必要彻底澄清。我说，我很遗憾，任何美国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可能在战斗中阵亡。但是，如果军队中，特别是一支全志愿兵制的军队中的黑人男女战斗人员，在履行义务的关键时刻，竟因肤色而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感情就会受到伤害。到布拉格堡的军士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吧，并告诉那里的黑人军士，我们在军队中的黑人太多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留在国内，而他们的白人伙伴则应出国去打仗。瞧瞧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反应。
我指出，军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平等机会，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机构都多，他们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装部队的行列。我说，我们到国会讲我们必须削减部队，你就会抱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