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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下一个会见的人我感到好奇，那时他就职不到一周，而且对他来说，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外国来访者。约翰·梅杰在唐宁街10号会客室里接见我，陪我前往的有行政助理迪克·奇尔科特上校、英国国防国务大臣汤姆·金，以及与我职务相对应的英国国防总参谋长、皇家空军元帅戴维·克雷格爵士。47岁的梅杰看上去有点稚气，与令人敬畏的撒切尔夫人完全不同。然而，在首相温和的外表下，我察觉到他有一股刚毅之气。梅杰连珠炮似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在海湾地区部队训练得怎么样？伊拉克军队对空中攻击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战争要持续多久？他一领会到我的意思，马上就打断我的回答，紧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一名助手进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首相不得不离去。他热诚而干脆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在准备战争的高潮剧中，隐含着荒诞的情节。例如，一匹明尼苏达州的马怎么会与我们在海湾地区的动员有关呢？这场战争中的未知数是伊拉克会不会进行细菌战。我指定约翰·江珀准将负责防化学和生物武器工作。他担任了绰号为“臭虫与毒气”小组组长。我们认为伊拉克掌握一种生物战剂是人们所知的一种最致命的肉毒菌毒剂。抵销其致命性瘫痪效应的惟一办法是用养在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马厩里的一匹名叫“首航”的老马身上产生的抗体来进行预防。“首航”迄今已提供了约300立升的抗体血浆，真是英雄的贡献；但是考虑到需要作预防注射的部队人数众多，现在已接近50万，这点血浆是远远不够用的。约翰·江珀和他的小组征集了100匹马来生产对付肉毒菌毒剂的抗体，并让“首航”得到休息。
在备战的过程中我们还碰到其他的难题。在兵力集结之初，沙特人曾做过一个简单的声明。他们不允许任何记者进入他们的国家。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从绕地球半个圈的距离之外把近50万美军和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人员调来，准备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同时又想实施新闻封锁，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们请求沙特方面发放记者入境签证。他们勉强同意只发给少数几个记者签证。后来，记者播发了一些有利的新闻报道，也或许是沙特人推断美国人是对的。于是，他们大开闸门，最终向大约2500名记者发了签证。疏导蜂拥而来拥挤不堪的新闻记者，又成了施瓦茨科普夫的一大头痛问题。
邮件开始堵塞战争的交通渠道。随着圣诞节的来临，发往部队的信件和包裹多得使军邮系统招架不住。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东西都寄来了：驱虫剂、防晒油、速冻比萨饼、圣诞树、空心棒球、手术手套、飞碟、逾越节食品和棒糖（各式棒糖共20万根）。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央求我为他派一架飞机运载健身脚踏车和举重器械，以便使部队人员的身体保持适宜战斗的状态。我向他解释说，那一周我们正忙于运送弹药，我们以后会设法安排舱位来空运他的礼物的，后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学校孩子们寄来的信很感人，但来信数量之多足以使一辆军用卡车装载不了。寄来的成千上万封普通信件写着“任何一个美国军人收”之类的收信人地址。有一名教师来信倾吐衷情，讲她为美军感到无比骄傲。一个自作多情按捺不住的士兵详细地写了他愿意怎样来回报她的温情的话。这位教师向国防部提出申诉，我们只好写信给这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的指挥官，命令他不得再让部下人员通过书信恣意求欢。
给部队人员的信件和礼品潮水般地涌来，我们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银河”式运输机去运送。我们设法运送交付所有东西，因为这不仅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前线的士气，而且对国内战线的民心都至关重要。美国老百姓团结在部队的周围，好像他们要偿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对军队的冷漠无情而欠下的债。猛然间在树上、家里、夹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挂起黄丝带①，其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再未感受到的全国的团结精神。
①黄丝带是思念亲人的象征。语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
我们欢迎给部队鼓舞士气的美国劳军机构——联合勤务组织的演出人员，但其他来访的人员实在太多了。进行调查访问的国会议员开始频繁不断地来到，耗费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宝贵时间，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国会山，要求制止这种现象。
我们限定国会只能每周派一个代表团去慰问部队。
甚至在实施艰苦复杂计划的最严峻的时刻，在紧张中寻开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国询问者》小报登了一则标题为《布什和萨达姆是堂兄弟》的报道，并提出基因“证明”说，乔治·布什不仅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而且“萨达姆·侯赛因与布什总统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也是一家。”这一消息促使总统给国家安全班子发了一份备忘录，说“我所做出的决定不受我与萨达姆·侯赛因关系的影响。女王和我持同样态度。”
律师也参与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空袭目标清单甚至也得经过五角大楼法律总顾问和国防司法局批准之后才能执行。在一份初步拟定的目标清单中，我们曾把巴格达市纪念伊拉克对伊朗8年战争胜利的凯旋门和一个大型萨达姆塑像作为攻击目标。我的法律顾问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师来见我。他们仔细看了目标清单，对除了凯旋门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标都表示同意。格林说：“对不起，将军，你们不能碰这两个建筑。”
“为什么不能？”我困惑不解地问道。
“你们轰炸的是没有军事意义的文物建筑。”
“文物建筑！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萨达姆的塑像不是禁区。”
“不能那样干，将军，”格林说，“这好像是有人轰炸林肯纪念堂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这违反制约战争行为的国际法。”
于是凯旋门和塑像被从目标清单上删去了。当我向切尼说明这一情况时，他摇摇头并喃喃地说：“律师也要管打仗吗？”
我们在获取从美国和欧洲港口运来海湾的主要作战资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保险公司要求我们对驶入战争地区的商船支付极高的保险费。我们不得不杀价或寻求较低廉的保额。然而，源源而来的人员和物资数量之大令人惊异。在“沙漠盾牌”行动的头6周内，我们运进的物资数量超过了朝鲜战争头3个月运进的数量。后勤供应的这一奇迹绝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干瘦结实、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少将，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负责“沙漠盾牌”行动的后勤主官。他一来我就认出了还是中校时那样子的帕戈尼斯。什么事也难不倒这个人。在暴晒的沙漠中部队人员不是没有遮阳处吗？他要西德提供他们用于节日活动的大帐篷。当还需要更多的遮阳帐篷时，他要沙特阿拉伯人借出他们用来供数十万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圣时住的彩色帐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他的军衔。比他衔高的指挥官要求他优先照顾他们的部队，这使帕戈尼斯非常难办。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释帕戈尼斯的苦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给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颗星，这样他的军衔就可以与他肩负的责任相称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视察战备状况，以便回来向布什总统报告。我们见了诺姆，对一切正按计划进行表示满意。随后我们视察了部队。在一处，我们站在造型优美的F—117A隐形战斗机旁，周围是空军人员和士兵，切尼讲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话。他说，美军部队将呆在这儿直到萨达姆的军队离开科威特。“我们不能说别的，但可以这么说，你们偷来的东西百分之二十归自己得啦。”萨达姆的部队必须撤走或者被赶出去。他许诺说，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的部队将得到所需的一切东西，我们不吝惜任何东西。他问是否有谁要向我们提任何问题。这做法——给普通士兵机会向国家最高国防长官提问题——在伊拉克军队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飞行员问我，我们的空中力量如何。“空中力量是绝对优势，”我说，“但是，在每一场战争中，要使胜利的旗帜在战场上飘扬，还得靠步兵。”
“仗要打多久？”另一个士兵问。
我说：“战争是难以预料的，我不是赌注登记人，也不是算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