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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把外国客人带来6号官邸共进午餐或晚宴。尔后，我领他们出来，极目远眺，美国历史的缩影尽收眼底。站在俯视波多马克河的宽广的草坪上，我会指给他们看国会山、杰斐逊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并一一讲述其历史。但美中不足，一棵新长大的树恰恰立在中央，破坏了全景。而且这棵树还越长越高。一天，我召来我的助手蒂姆·利夫西少校，对他说：“利夫西，那棵树必须砍掉。”
利夫西吃了一惊，说：“长官，您难道真的要砍掉一棵树吗？”他快速地报告出我将面对的反对者——营区工兵主任、公共事务官员和初露头角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提醒说，还要设想风闻此事的《华盛顿邮报》。
“那棵树越长越大，它破坏了华盛顿最美好的一景，”我说，“通知营区工兵主任砍掉它。”
迈尔堡的工兵主任做出了决定——计划在地球保护日砍树！我想与其说决定砍树，不如说决定不砍树，这活像前几年的一项枪杀小狗以便进行创伤研究的计划，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旦干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你在地球保护日砍了一棵树？我作了战略性的退却，把这事搁置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又把利夫西叫来并摆出我的战略。叫营区工兵主任派人砍掉那棵树，挖掉树根，在树坑里填上新土。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一小时内干完，我对利夫西这么说。第二天早晨，当奥蒂斯开车来接我去五角大楼时，我告诉他等几分钟，我要在草坪上漫步片刻。遥望波多马克河对岸的景色蔚为壮观，一览无遗。我低头看着郁郁葱葱的青草，几乎看不出那棵树留下的痕迹。看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棵树被砍掉了。突然性、隐蔽性和快速行动历来是作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990年8月1日，习以为常的一天开始了。早晨5点半
起床，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然后吃我标准的早餐——葡萄干麦麸、香蕉、橘子汁和咖啡。7点前到五角大楼，在那里我听取在办公室外套间里等待我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的夜间情况汇报。
然而，这一天却变成了不寻常的日子。从某个方面来说那天是赢得胜利的一天。在前8个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使“基本兵力”方案通过迷宫般的行政体系，说服了不大同意的参谋长和军种部长们，赢得了固执的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持，他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始终不持偏见的迪克·切尼尽管起初表示怀疑，但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参谋长们基本上都表示赞同。我的新任副主席海军上将戴夫·杰里迈亚是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有几次，我因遭受挫折而沮丧，几乎不抱希望了。但是，那天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向布什汇报，赢得了总统的赞同。于是，“基本兵力”方案成了政府的立场。总统将在第二天8月2日去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在那里他将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晤，并在阿斯彭论坛研讨会上宣布他的新战略和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新体制的“基本兵力”方案。所想象的变革是巨大的：从现役总兵力的210万人降低到160万人。但战略核心力量，即我主张的四大部队仍保持不变。总统提出的计划实际上标志着40年之久的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的终结，这个战略以胜利告终。我们成功了。次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就要去国会山向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推销“基本兵力”方案。
这一天，我还要求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中央总部速来五角大楼，在“坦克”里向参谋长们和切尼汇报伊拉克－科威特边界沿线的令人担心的情况。
我不厌其烦地参加主席日常的礼仪活动。先是接受宣传媒体拍摄我与一名晋升准将的联合参谋部上校的合影。后是陪同来访的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在五角大楼前检阅仪仗队。然后我去布莱尔宾馆出席欢迎埃亚德马的宴会。国务院总喜欢让黑非洲领导人与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会面，并且竭力从这种场合中捞到好处。
我疲惫地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光，晚7点到家吃晚饭。饭后不久，我进书房仔细翻阅装满公文包的文件。晚8点前几分钟，保密电话铃声响了，在这个时间来电话通常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联合参谋部主任迈克·卡恩斯在电话中告诉我，萨达姆·侯赛因派伊拉克军队越境进入科威特。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八章 沙漠中的底线
第十八章 沙漠中的底线
大约在我提出预测朝鲜和波斯湾是最可能把美军卷入的世界两个热点的《战略概览—1994》以后9个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事情便发生了。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停止了它们为期8年的血腥战争。当时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拉克军队感到不安。一旦拥有100多万军队的萨达姆不再担心伊朗，我恐怕他会在其他地方惹事。
两伊战争后，伊拉克欠下了近900亿美元的债。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一债额使美国的赤字成了小巫见大巫。萨达姆谴责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阻碍伊拉克走出债务深渊。它们突破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所确定的石油配额，从而使石油价格下跌，减少了伊拉克的收入，这犹如在伊拉克背后戳上一把“有毒的匕首”。萨达姆还指责科威特从两国共有的鲁迈拉油田汲走了价值25亿美元的石油。他虎视眈眈地盯着科威特的沃巴和布比延岛，因为这两个小岛堵住了伊拉克进入波斯湾的出路。他说科威特人不是阿拉伯兄弟，而是西方的“贪婪的叭儿狗”。
1990年7月初，我在访问突尼斯、埃及和约旦之行中，发现这些国家对寻求一种“阿拉伯”方式解决伊拉克的财政问题表示乐观。然而，当我到了以色列时，发现以色列人对萨达姆的态度不很乐观。此行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耶路撒冷，与我职务对等的以色列参谋长丹·肖姆龙中将设宴款待我，席间我讲了一些在南布朗克斯区学会的意第绪语，这使来宾们大吃一惊。有消息说我甚至用意第绪语同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虽不属实，但也不必否认。
回到华盛顿后，7月的第三周，联合参谋部情报局长迈克·麦康奈尔海军少将到我办公室，把卫星照片摆在我办公桌上，指着十分明显的图像说：“伊拉克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部署了3个师，迄今为止约有3．5万人。”他可认出这些部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拥有数百辆现代化苏制T—72型坦克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一部分。萨达姆在边境附近部署部队是不祥之兆。但它说明什么？恫吓？施加压力？入侵？
他打算走多远？
7月24日，我忧心忡忡地给在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打电话。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波斯湾，那就该轮到施瓦茨科普夫出场了。作为中央总部的司令官，他负责我们在南亚、非洲之角和中东重要地区的军事活动。我们谈及持续不断的伊拉克的兵力集结，当时已达4个师，兵力超过10万人。阿拉伯领导人仍不断地告诉我们不用担心，阿拉伯兄弟之间是不会相互厮杀的。不过，我告诉诺姆，“我希望你准备好两种对策，”其一是，如果萨达姆对边界作轻微的侵犯，你要拿出进行报复的方案来；其二是，如果萨达姆表现出更大的野心，“你要拿出我们制止他和保护这个地区的方案来。”
“我就动手干，”诺姆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有所准备。中央总部是由吉米·卡特总统期间建立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发展而成，是用来对付我们当时的朋友伊朗和苏联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的。为制止俄国军队穿过伊朗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美国莫名其妙地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巴列维国王垮台后，伊朗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而苏联南下波斯湾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存在了。因此，中央总部将它的注意力转向伊拉克对其小邻国的威胁。
有经验的军人判断敌人是否准备进攻，通常依据三个必然会出现的迹象：敌军炮兵是否前移？是否铺设通信线路？是否给部队补充油料和弹药？到7月31日，上述三个征兆均已出现在伊拉克南部。我再次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说：“我希望你明天来这里，向切尼和三军参谋长们汇报你对局势的评估和你的应急计划。”
次日，也就是我出席在布莱尔宾馆迎接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宴会的那一天。饭后，我要奥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