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几位已步入中年、大腹便便的老伙伴一起给迈尔堡的官兵们作了一次稀罕的表演，手脚不太灵便地在我的住所门前重新演练了当年的对空射击特技动作。
我们这些老战友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托尼·德佩斯、马克·加塔纳斯、里奇·戈德法布、贝尔·斯科特、约翰·蒂奥洛戈斯等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退役上校。还有一位是萨姆·埃布森，黑人，他升到了中将。有几位留在军中服役的会友在越南牺牲了。大多数会友没有留在军队，他们在各自的非军事领域中都很有成就，帕多就是其中的一个。70年代初，由于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纽约市立学院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都被扼杀了。我深感遗憾。这不仅使我们军队失去了在老城区培养军官的一个途径，而且还剥夺了老城区青年人通过军训锻炼身心以及为祖国做有益贡献的机会。太可惜了。
1958年6月9日下午8时正，我走进了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兹礼堂，宣誓入伍。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有一天我父亲走进我的卧室，坐在床边上，眼睛闪烁着光芒，递给我一个信封。他和我母亲从我童年时就为我攒了一笔钱存在银行，这时全部取出给了我。共600美元。我有钱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闹市区的莫里·卢森堡服装店——纽约公认的最好的军装店——去装备自己。
第一军乐队一开始奏乐，我身穿特制的新军装，走过我父母身旁，登上了阿罗诺维兹礼堂的讲台。我和几位同年级同学宣誉：“我，科林·卢瑟·鲍威尔，庄严宣誓，我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反对国外和国内的所有敌人，我愿恪守军人天职，忠于职守，愿上帝保佑我。”今天，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愤世嫉俗的时代，对表达爱国主义的言词感到有些别扭。可是我在几乎40年前宣读这一誓词时，从头到脚都感到庄严肃穆。今天依然如此。
由于我是“优秀军训毕业生”，我被授予正规军衔，而不是后备役军衔，这意味着我要服现役3年，而不是两年。我欣然接受了。
对我来说，学院第二天的毕业典礼没劲透了。授衔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和几个小伙子一起出外庆祝。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同学们经常聚会的翠绿酒吧继续作乐。我母亲知道我去的地方，派一个表兄把我拽回学院参加毕业仪式。在母亲心目中，大学毕业是4年半心血的全部成果，而我却是把这个地质学士学位看作一笔额外的红利。
在我姐姐玛丽琳和我自己成长的岁月中，我们大体上都是“脖子上挂钥匙串的孩子”，放学之后靠自己料理自己，或者靠邻居和亲戚照顾。人们常认为这种状况会带来许多问题。可是在当年，卢瑟·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艾丽，两个牙买加移民、两位服装厂工人，却看到两个子女都成了大学毕业生，儿子还成了一名军官。按世人尺度衡量，这不过是小小的成就，但对我父母来说，这恰似攀上了九重天。35年之后，《检阅》杂志记者要我谈谈自己的双亲。我说：“我父母当年不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这力量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给我们教导过什么，而在于他们克勤克俭度过他们一生。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显得是正确的和恰当的，孩子们就会跟着遵循。”我的成长不是靠说教，而是靠榜样，靠精神上的潜移默化。“香蕉凯利”大街的社会环境、亲戚们的温暖关怀、圣玛格丽特教堂、还有思念我们的牙买加之根而沉浸于老家的即兴歌舞音乐，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以令人羡慕的方式把我们送上了人生的旅程。
我对纽约市的公立教育制度感恩不尽。当年建立纽约市立学院，是为了让老城区的孩子们，穷人子女，移民子女，得到一个上学的机会，我就是这类孩子中的一个典型。我的许多大学同学都有智力去上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之类的名牌大学，可是他们没有钱，没有得力的关系，被拒于这些学校的校门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中做出的成就可以跟我们那些最有名气的私立学府的毕业生媲美，往往还超过他们。
我常常明确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者的料。多年来，我常开玩笑说，纽约市立学院的老师们递给我一张文凭就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把我移交给了军队。可是，即使是我这个纽约市立学院的中等生，也学会了写作、思考，有效地与人交流见解，而且有能力跟我从来不敢梦想的学府培养出来的学生相竞赛。如果说自由女神像打开了通往这个国家的大门，那么公立教育就打开了在这里取得成就的大门。像我姐姐的纽约州立布法罗师范学院和我的纽约市立学院这样的学校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了穷人的哈佛和普林斯顿。它们这一作用发挥得很好。因此，我拥护公立中学和公立大学教育。只要我还清楚记得我来自何方，我就要为它们大声疾呼，坚决支持。
在阿罗诺维兹礼堂的授衔典礼后不久，布鲁克哈特上校把我叫到他在教学楼的办公室。“请坐，鲍威尔先生。”他说，我坐下来洗耳恭听。“你在这里干得不错。你在陆军也会干得不错。你不久就要去本宁堡。”
他告诫我说，今后要小心谨慎。本宁堡在南方的佐治亚州，佐治亚州不是纽约。南方是另一个世界。我要学会妥协，接受一个我不曾创造而且也无力改变的世界。他提到了黑人将军本杰明·O·戴维斯。他和戴维斯是西点同学，在西点的整个4年中，同学们——我猜想其中也包括布鲁克哈特在内——都躲着这个黑人。上校说，戴维斯在南方惹了麻烦，因为他试图反对那里的制度。上校的意思实际上是告诉我，到南方之后要安分守己，做一个“好黑鬼”。
我不记得我对他的话有什么不快。他是一片好心。布鲁克哈特像我们一样，也是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环境的产物。在西点盔甲之下，他有一颗关怀之心。我谢谢他，起立告辞。
我带着我的女朋友到科尼岛，最后纵情玩乐了一阵。毕业之后不几天，便启程赴佐治亚州。父母亲盼望我在军队里服役3年之后，回纽约来谋个什么工作，干一番事业。
我的美国之路第二章 我当了兵
第二章 我当了兵
我还能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对所选择的军旅生涯产生了疑虑。那是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区，我沿着一条100英尺高的缆索疾驰而下，只差几秒钟就要撞上一棵大树。这一练习叫做“求生滑行”，陆军让我做这个练习，看我是不是害怕。我真害怕了。
这一练习的目的，还在于考验我们对类似要你去自杀的命令是否有绝对服从的决心。缆索悬在一条河上，两端拴在两棵大树上，滑行起点的一端很高，然后急剧下斜。轮到我练习了，我爬上起点这一头的大树，俯视对岸，那边的人都显得很矮小。缆索上有一个滑轮，我紧紧抓住挂在滑轮上的钩子，任务是沿着缆索下滑，听到对岸的教官喊“放！”时才能松手。我还没来得及思索一下，这边的教官就已经把我推开。霎时间，我顺着缆索飞驰直下，只见对岸的树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把我撞个粉碎。那狗娘养的咋还不吭声？直到最后一秒钟他才喊了声“放！”我松开手，掉进水中，距离那棵树只有十几英尺远。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情景之一。
“求生滑行”之类的把戏是我们在别动队学校必须完成的课目。在这之前，我们已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接受了8星期的基本步兵训练。别动队学校训练期为两个月，头两周是体育训练，其强度之大使先前的基础课显得不过是在纽约的西切斯特大街上溜达漫步。训练的目的是淘汰弱者，然后让合格者到佛罗里达沼泽地接受别动队员训练。在沼泽地里，我们在水里瞠了几个星期，天天与鳄鱼和响尾蛇为邻。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想在佛罗里达搞房地产投资。
在这之后，我们到佐治亚州北部接受山地训练。教官把我们带到达洛内加附近的荒野。夜间很冷，早上则阴凉潮湿。本来说是让我们在小木房过夜，可是我们几乎没有见过小木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风餐露宿，爬崖壁，顺三绳桥越过峡谷，漆黑的夜间在齐腰深的水中巡逻，睡觉是在地上一躺，躺一会儿又走。我们学了“澳大利亚式绕绳下崖”：背后系上一根绳子，从息崖边缘下降，脸朝下，身子与大地平行。随着绳子松开，你就“跑”下悬崖，有点像杂技大师阿斯泰尔在墙壁上跳踢踏舞。悬崖高150英尺，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