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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些缺点已非官僚化所能概括得了的。依我之见，这一松散的组织机构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提出明确的主张，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这种有缺陷的机制一直运行到第九任主席戴维·琼斯上将任上，他于1982年刚退休后不久，直言不讳地痛述其弊端。琼斯上将提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成为国防部长和总统的“最重要”军事顾问，并应被授予更大的权力来领导为各参谋长服务的参谋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上将曾想要完全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之以成立国家军事委员会，其成员不对特定的军种负责，因而可以把全部精力致力于协调整个武装部队。这些建议引起了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众议员比尔·尼科尔斯提出倡议，并使国会于1986年通过了国防部改组法，通常称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
该法第一次赋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真正的权力。作为“最重要的军事顾问”，他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陈述他自己的主张。他不再局限于先呈报参谋长们掺了水的一致性建议，然后再小声地谈他个人的看法。然而，参谋长们仍然是顾问，要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见。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还将联合参谋部的1600名人员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不是多头的参谋长法人团体的领导之下。即使进行了这种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仍未置身于指挥系统之中。但国防部长可以要求各项军事命令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给野战司令官，切尼就是这样做的。
比尔·克劳上将是一位过渡时期的主席，因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是在他任职期到一半时生效的。假定我的任命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那么，我就是第一个整个任期内都掌有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所赋予的权力的主席了。9月20日，参议院正式确认了我的任命，我是担任此职的最年轻的军官、也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和第一个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毕业生。出身于南布朗克斯区的移民后裔跃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但愿布鲁克哈特上校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大厅此时能看到我。
10月1日，我入睡时心情怡然但略有倦意。比尔·克劳的任期已在前一天的午夜结束，而这个星期日是我担任主席职务的头一天。那天早晨，我去了我的新办公室，我只是看一看和放置一些东西，五角大楼这时实际上空无一人。克劳曾在他办公桌后的满墙壁的书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军用帽盔头饰。他拿走了帽盔，书架已空无一物。我在脑子里记下要给我的旧时盖尔恩豪森好友、现为陆军史学家的比尔·斯托夫特打电话，并要他给我送来装订着绿皮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后来，我打电话时，他的助手问我要多少本。
我回答说：“能填满35英尺高的空间的数量。”
出于安全的原因，主席办公室的窗户都涂上了涂料，因为窗户距五角大楼热闹繁忙的主要入口——滨河大门口只有几英尺远，往来的班车都在这里停靠。涂了涂料的窗户使我无法极目远眺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国会山，我也看不到往返在“有潮港地”（美国首都华盛顿南边的地名，在波托马克河旁——译者注）的扬帆，甚至看不见五角大楼的校阅广场。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库克“医官”的一帮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涂上单向防弹的名叫“密拉”的聚酯薄膜。我可以往外看，但排队上班车的雇员们却看不到里面。几年来，我发现我自己处在一个理想的位置上，目睹着日常的人间戏剧，从国防部官员的小集团活动到热衷于幽会的情人一一尽收眼底。
在任职的第一天，我在办公桌上放了插着“雪飞”钢笔的大理石笔架，这用具是我在1957年布拉格堡获得“第四连优秀学员”的奖品，从此后无论我到哪里工作，它总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还打算挂出陆军部队司令部工作人员在我离别时所送的礼品——一幅题为《跟踪维多利奥》的唐·斯蒂弗斯的印制版画。这幅画描绘的是第十“野牛勇士”骑兵团士兵搜寻一名阿帕奇战士。同时，我想摆出斯图·珀维安斯在我获得第一颗将星时所赠的安框的林肯信函。这位总统在信中说，任命新的将军易，补充失去的战马难。
那天下午，阿尔玛和我参加了我表兄阿瑟·S·“索尼”·刘易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家庭宴会。刘易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行伍出身，从一名海军士兵干起，后来在达特茅思学院取得学位后当上了美国驻塞拉利昂大使。我的姐姐玛丽琳和姐夫诺姆，以及从各地来的姑、姨、叔、舅们和堂表兄弟姐妹们济济一堂，大家庆祝我们家双喜临门——我的新职务以及迈克和简结婚一周年纪念。我童年时代感受过的欢乐与温馨一一重现在眼前，宴会一直到酒干兴尽方散。午夜时刻，阿尔玛和我才在我们所住的迈尔堡要人宾馆——温赖特宫入睡。我们在这个要人宾馆里将一直住到主席官邸装修完毕才能搬进去。我刚躺下只二三个小时，电话铃就响了。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们碰到了麻烦”
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们碰到了麻烦”
我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过24小时，联合参谋部作战部长汤姆·凯利中将就来电话叫醒我，向我预报在巴拿马正酝酿着一场反诺列加政权的政变。凯利说，我在几分钟之后会接到刚在巴拿马接任南方总部司令的马克斯·瑟曼上将的电话。
我们又走到一起了。
尽管马克斯·瑟曼担任新职务只比我任新职早一天，但在潜在的危机时期调他到巴拿马是令人放心的。他是一位传奇式人物，被认为是陆军中最能干和最刚毅的军官之一，还是一位工作刻苦的单身汉，除了工作外似乎别无爱好。由于他动不动就激动，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绰号“疯子马克斯”。
过去6年里诺列加不时出现在我的雷达屏幕上。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9月我随卡普·温伯格赴拉美访问期间。那时候奥利·诺思已成为我们一行中极显眼的人物了。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先和巴拿马的新傀儡总统、上过斯坦福大学的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利拉进行了一次形式上的会晤，然后我们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即指挥部会见了该国的真正统治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准将。我发现诺列加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麻子脸上长着一对骨碌碌转动的小眼睛，还摆出一副妄自尊大、洋洋得意的样子。看到他仿佛碰上魔鬼一样，我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25年来诺列加一直为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工作。他与古巴、利比亚和其他情报主顾们有往来，而且他还允许克格勃在巴拿马自由活动。你收买不了诺列加，但你可以租用他。我们自己就利用他作为把武器输送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分子的管道，以便使后者进行反桑地诺政府的游击战争。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我就在想：真奇怪！居然要把一个恶棍当作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对待。两年后即1985年，我再次见到诺列加时，我们仍然对他以礼相待。那是在诺列加把自己晋升为四星上将后，温伯格邀请他来五角大楼访问。当然，他不是在五角大楼受到礼遇的惟一暴君，我记得还有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但是，我们对蒙博托也有我们的用场，即利用他把武器输送给安哥拉的反共武装。冷战政治有时候是可以使令人毛骨悚然的坏家伙大有用武之地的。
诺列加为人狡猾。他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共秘密活动来讨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他偶尔关闭一些小的毒品制作场以满足美国禁毒局的要求，但同时却又帮助哥伦比亚的毒枭洗钱，从中获取暴利。然而，诺列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85年他在巴拿马国防军阴谋策划下，暗杀左派政敌雨果·斯帕达福拉的案件引来大批采访事件真相的记者，并引起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极大愤慨。到1988年2月，迈阿密和坦帕的大陪审团已握有诺列加进行毒品交易活动的证据，足以对他进行起诉并定罪。当时，乔治·布什副总统曾告诉我决不能和他谈交易而放弃起诉，让他逍遥法外。
我那时是国家安全顾问，对一场起诉一个“友好国家首脑”是否明智的争论只能进行调解。我们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