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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一个军、一个师或一个营只要领导有方，它的指挥官的工作，说实话，比起像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从早忙到晚的单位来说，要轻松愉快得多。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我有一帮得力的助手和部属。我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司令部工作原则。我再一次过着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点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军老司机奥蒂斯·皮尔逊（我把他调到了亚特兰大）玩短网拍墙球。在10号有一幢雅致的维多利亚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们住在那里，阿尔玛和我有时间享受刚当祖父母的天伦之乐。在我们迁往亚特兰大前不久，简和迈克一家添丁，生下了杰弗里·迈克尔·鲍威尔。
我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曾享受过该职务的很多特权，但在我的新岗位上，国会没有授权我拥有从家到办公地点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儿尽管指挥着上百万人，却要驾着一辆破旧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莱斯勒牌旅行车去上班。这辆车在造价达4000万美元的崭新的陆军部队司令部大楼前总要留下一摊油污。但是，一旦我到了办公室，奥蒂斯就会开着一辆闪闪发光的政府发的“信使”牌轿车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执行公务的地点。
克莱斯勒旅行车是我日常用的重负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驮着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们上学。但是，那时候我旧情未断，深深地眷恋着我的老“富豪”轿车。那是一辆1967年产的122型车，有一台不大听使唤的发动机。每当发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时，我就躲进官邸的书房里翻阅手册。我会坐在那里，摊开油料和电气系统的图表，通过穷尽法进行调查，找出问题之所在。当我排除了各种其他原因而找到惟一的症结时，我会跑回车库说，没问题了，你这个小混蛋我已制服了你。照着书本来分析和排除车辆故障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对我来说，这好似打高尔夫球一杆子打进一个洞，或者对其他朋友来说恰似玩保龄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我理想的休闲时光是：拆卸发动机的每一条电线，每一个管子和软管、每一根电缆和每一颗螺丝钉；使主动轴和传动系统脱开，用链条绕住发动机，再把链条挂在椽子上，然后摇绞车把发动机吊出引擎盖，我站在那儿，双手沾满油污而得意洋洋。我最高兴一个人干活儿。我不喜欢有人过来乱出主意。在亚特兰大，我就是这样来度过我大部分的闲暇时光的。我不认为，我的特殊爱好给人的感觉比打高尔夫球、网球、棒球等运动逊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新任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要见我。他是在约翰·托尔提名未通过后上任的。过去，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同国会议员切尼的工作关系密切。他当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负责替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共和党选票。切尼没有来过陆军部队司令部。他打算在访问中央总部和特种部队司令部之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到部队司令部稍作停留，听取汇报。我去亚特兰大的查利·布朗机场迎接他。在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就我所统率的全国战略地面后备部队情况作了简要汇报。然后，我们同去10号官邸进午餐。
他还是那个我首次在第五军见过的，后来在国会山共事的切尼：看问题敏锐，办事精明，不尚闲谈，从不轻易露声色，并且为人刚毅。这个人没有穿过一天军服，在越南战争期间先是因上大学而延期服役，后又因双亲之故再次延期服役，现在竟然一下子掌管起五角大楼来了。他的国会朋友们明明白白地告诫他，如果他不能迅速在国防部砍出三斧头，那么陆海空军的将领们就会把他生吞活剥了。在他任职的第一周内，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严厉批评空军参谋长韦尔奇上将，因为韦尔奇与国会谈论了MX导弹的部署方案。这次公开的严厉谴责以一句不祥之言——“这么做对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每个人是有权利犯错误的”——而告结束。我知道韦尔奇是做错了。但他与国会谈论是经切尼当时的副手威尔·塔夫脱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同意的。对这种事我经历多了，当然明白此举的个中底细。切尼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是要说，我不怕三军将领。在现任岗位上，是我领导他们。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韦尔奇也表现出他的气质。一大批退休的有影响的空军军官要伺机对切尼进行报复，韦尔奇则劝他们不要这么做。这位久经沙场的战斗机飞行员对他们说：“同行弟兄们看重鄙人了……让我们接着干我们的正经事情吧！”
我有相当把握地确信，切尼不仅仅是为了听取有关陆军部队司令部训练情况汇报而在亚特兰大停留的。但在我们交谈中，这位守口如瓶的人对他为何来临的原因没有露一点口风。我给他的信息是我对亚特兰大的岗位是心满意足的。
那年6月，我接到为《检阅》杂志写文章的作者戴维·沃利津斯基的电话。《检阅》杂志是每星期天几乎送给每个美国家庭的《华盛顿邮报》增刊。他在电话中说：“将军，你是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贫穷的少数民族的孩子，现在登上了白宫的高级职位，获得了四星将军军衔，您的生平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故事。”《检阅》杂志要给我写传记，可能刊登在7月4日那一周的刊物上。我的生平要成为封面故事，登出我的头像和全身照片。我同意了。沃利津斯基还带着摄影师普利策奖获得者埃迪·亚当斯来了。亚当斯在越南战争中曾拍过一张令人难忘的南越警察局长在春节攻势中当街枪决一名越共军官的照片。
《检阅》杂志完成了这篇故事，但7月4日并未见诸报端。与此同时，迪克·切尼顺道来访之事开始成了热点新闻。海军上将比尔·克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第二届任期到9月份行将结束。出人意料，克劳拒绝了再干一任（两年）的提名。他有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来接替他，即一个极佳的意中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罗伯特·赫雷斯。当时，报界流传着其他6个接班人的姓名，其中包括我。继任者的竞争在进行着，但没有一个人（包括切尼在内）就此项任职事向我吐过一个字。而我也没有孜孜以求。在我看来，赫雷斯是稳操胜券的。我的想法是，我干完陆军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的任期时，卡尔·沃诺将退休，这时我有可能成为陆军参谋长的候选人。另外，可以想象到当赫雷斯退休时，我可能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或者，我可能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完毕后直接退休。我在军内已经干了30多年，军外还有不少有吸引力的民间差事等着我呢。
8月6日，星期天，我飞往巴尔的摩参加卡尔·沃诺召集的陆军高级将领司令官年会。这是一次衣着随意、不拘礼节的社交集会。这一年的年会是在市区外的一个庄园改成的会议中心——贝尔蒙特宫举行。我期待着以后3天的活动。我将与我的同行兄弟们在一起，他们是陆军参谋长沃诺、我的友好对手、现任美国驻欧洲陆军总司令布奇·圣、中央总部司令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以及其他十几位与我在军队中同时成长起来的将领。我们将就陆军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进行自由讨论。这是我特别喜爱研究的课题。
那天早上登机后，我看到《纽约时报》一则题为《争夺继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记者搜肠刮肚地胡诌说，我通过“频繁的书信”一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