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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七天，看见雨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细的带状物在山脊上绵延起伏。儿子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有上那条船，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儿子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来这消息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报纸；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一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都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导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她的丈夫。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她的丈夫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如果他死了就该有他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就说明他并不在那条船上。”后来母亲对爷爷这样说。
“谁呀？妈。你说的是谁呀？”三岁的男孩儿在一旁问。
“你父亲。”母亲说：“你的爸爸。”
“我爸爸？”
“对。他活着，你爸爸他肯定还活着。”
“什么是活着？”儿子问。
母亲便抱起他，亲吻他。母亲的眼泪流到儿子的脸上，仿佛活着倒是一件更需要流泪的事情。
爷爷一言不发。
那时Z已经跟随母亲到了北方，和爷爷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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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爷爷不断写信要他们去的。爷爷的信一封封寄到南方，要母亲带着儿子一起到北方来。爷爷说他一个人也孤独寂闷得很，爷爷说“你们母子俩也一定过得很艰难”，爷爷说他老了，故土难离，“你们来吧，到北方来我们一起生活”。爷爷的信里说，他已经弃政从农，他决定弃政从农倒主要不是局势所迫，而是这么多年党党派派见得多了，累了，也腻了，且自觉身心俱老，昏聩无能，碍手碍脚的跟不住潮流了。爷爷在信里说，自幼读陶渊明的诗，到了这把年纪方才体会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宽坦清静的真境界。爷爷的信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爷爷说自古及今，兵伐政治，鹿鼎频争，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朝朝代代，谁不说着天下为公，可天下几时为公过呢？英杰豪勇，伟略雄韬，争为天下君罢了。为天下君何如“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爷爷说，思来想去，莫若退隐归耕。爷爷信中说：他再没有什么亲人了，若能与小孙孙在一起，终日为嬉为戏，也就可以无憾无怨安度晚年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以后有过一次机会，母亲把这些信拿给Z的叔叔看，想让他知道爷爷的心态。叔叔看罢那些信，劝母亲不必担心。叔叔再把那些信扫视一遍，笑笑说：“他发泄发泄不满罢了，无非说明了一个阶级的穷途末路。”叔叔说，像爷爷这个年纪，真要他脱胎换骨也不可能。叔叔说：“别让孩子受了他的影响，这倒是大事。”
爷爷在国民党政权中作过什么官？不详。他要么是作过很大的官，大到解放军来了也不杀他，杀了反而影响不好；要么就是官职太小，小到不足为患，小到属于团结教育之列。但据其信中“退隐归耕”一节推断，他也可能是起义人员，并在新政权中应邀占一个体面而闲适的职位。
叔叔却是共产党的人，一个老党员，我们常说的老革命。但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勿宁说是个概念。在我从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肃穆、高贵的概念，崇敬之心赖以牵动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里。然后不知何时，我记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却从那片概念里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见他从那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若使他从一个概念中活脱出来，他就不见得还是他，不见得单纯是Z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现好几个人的形象，并且牵系着很多人支离破碎的故事。截止到我想把Z的叔叔写进这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他们都还活着，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变动着心绪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着晚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谁，都让我想起并且决定写下Z的叔叔。他们当中的故事，随便谁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继续。
Z的叔叔高中没毕业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岁，正逢学潮，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是一方学生的领袖，学潮闹了五、六个星期，闹到他被开除学籍，闹到他与Z的爷爷同时宣布废除他们的父子关系，闹到官府出动警察镇压并通辑捉拿几个闹事的头头儿。通辑捉拿的名单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哥哥（z的父亲）协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势垂危的母亲，之后，哥哥想办法给他弄了些钱，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送他走了。“你，想到哪儿去呢？”“找共产党。”“他们在哪儿你能知道？”“哪儿都有。哥哥咱们一起走吧，你那些报纸那些新闻不过是帮他们欺骗民众罢了。”哥哥再次阐明了自己一个报人的神圣职责和独立立场，兄弟俩于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对无言，继而在夜鸟偶尔的啼鸣中手足情深地惜惜而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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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在一个偶然但必需的网结上设想，就像隔着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看一颗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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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出一件事，成为Z的叔叔被打倒的重要因素：48年末，大约与Z的父亲离开这块大陆同时，Z的叔叔在解放军全面胜利的进攻途中，特意绕道回家看过一次Z的爷爷。他在家只呆了一宿，关起门并且熄了灯，据揭发者说，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嘁嘁嚓嚓一直谈到天亮。“对，就是他，就是他！”揭发者后来跳上台继续揭发说，“我认得出他，他现在老了，长得越来越跟他的反动老子一模一样。他是个叛徒！他必须老实交待他都跟他的反动老子说了什么，他都向敌人泄露了我们的什么机密！”造反派们愤怒地呼喊口号：“老实交待！老实交待！打倒内奸！打倒叛徒……”一些虔诚的保“皇”派如梦方醒地啼哭，形势跟当年斗争土豪劣绅异曲同工。揭发者受了鼓舞，即兴地写意了：“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密谈了一宿，然后为了掩人耳目，趁天不亮跳后墙溜跑了。”台下群情激愤，数不清的胳膊和拳头一浪一浪地举起，把一句反诘语喊出进行曲般的节奏：“中国有八亿人口－－！”“中国有八亿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不斗行么－－？！”“不斗行么……行么……行么……行么……？！”我曾经坐在这样的台下。我曾经挤在这样的人群中，伸长着脖子朝台上望。皮带、木棒、拳头和唾沫，劈头盖脸向着一个老人落下去。我曾经从那样的会场中溜出来，惶惶然想起我和画家Z都可能见过的那座美丽的房子和它的主人神秘、高贵的那座房子里优雅的琴声是否还在流淌？但我并没有来得及发现，一个偶像是在哪一刻从他所坐落的那片概念里消失的，抑或是连同那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一同消失的。
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