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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华盛顿周刊》的一位著名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你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趟，认识了那里的农民，那么你将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者和信徒。
这位评论家并没有危言耸听。３０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欧及北美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几乎全部皈依了马克思创立的宗教，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犯过一系列错误，但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它的贫困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包藏起来，不使外界一窥庐山真面目。这或许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家丑不外扬的虚伪，或许出于共产党之报喜不报忧的浮夸自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是中国共产党丧失了获得国际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会。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苦衷。
一、 农民决定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成败
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专家们仍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统领那支孤立无援的弱小的共产党队伍打败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执政的国民党？
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去分析，蒋和国民党都要强大得多，根本没有失败的必然性依据。首先，蒋是正统的国家元首，在宗法意识浓烈的中国他获得了国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认，而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义语；其次，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是以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宗旨，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义远比空洞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切合实际；再次，蒋及国民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产党却完全孤立无援。最后，这两个党的物质打击力量相差得如此悬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漂亮的决斗的对手。以蒋为统帅的国家正规军曾达到过８００万人的规模，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最庞大的一支国防军。它的共产党对手人数要少得多，且装备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
自１９４５年秋季在蒋的统领下国共两党联合打败日本人的入侵以后，两党和两支军队就拉开架势在东亚这块辽阔的大陆上展开了一场争夺全国政权的激战。结果是尽人皆知的，仅仅三年实践，蒋先生就彻底被打败了。他后来待着他的残余军队逃到了台湾岛。
这个结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帅在内的所有政治领袖们都目瞪口呆，但是，凡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奇迹或神话已经上演过多次了。相比较而言，３５０年前的李自成将军在军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产党的胜利更显得辉煌。这位将军率领中国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骑兵部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有２５０年统治历史的明王朝。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政权对抗，这个政权事实上就已经垮台了，根本没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对流民的组织工作竟是这样简易有效，一个谣言就可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只要竖起一根竹竿就能拉起一长串队伍（指“揭竿而起”这句成语——译者注）
那么，现代政权或政党的命运仍取决于农民吗？
奇迹往往能够突出地暴露出本质上的秘密。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与参与。
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掩盖这一事实。它们把胜利归结于共产主义的战无不胜，认为共产主义一旦被从苏联引入到中国以后，取得全国政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谣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却一直对这种浅薄的认识加以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他经常用“教条”这个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代指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并对这些教条进行了最严厉的攻击。他甚至说教条是些狗粪不如的东西。“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它们有什么用处？”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一结论看来大有疑问。毛泽东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因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知识是由这两位教授启蒙并给他以最初影响的。他们是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
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说，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和不可克服性，社会革命必然到来。人类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因此，城市是斗争的中心，工人阶级是主力军。
李大钊教授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远不那么虔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和冲动的结合物，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只有完成农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观点是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两个思想认识源头。相比之下，李大钊教授的影响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陈独秀思想的追随者。周恩来即始终致力于城市武装暴动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一生中都没有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当他被蒋的军队赶到山上落草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了李大钊的一件更有现实意义。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正确性是经过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考验以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并因此而成为党的领袖。以后，毛的路线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条路线也把这个党从山沟里带入城市，取得了全国政权。毛不无得意地教导他的同僚们说：“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正确路线，就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倾全力发动农民支持他的党。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组成统一战线抗击日军。这时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但是毛泽东仍然敢于冒统一战线被瓦解的风险而发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开展“减租、减息”活动。毛说，不这样做，农民就无法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
１９４７年秋天，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争取农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致胜的棋，他号召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称这些夺来的土地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要从你们手中把胜利果实夺回去，你们怎么办呢？他问农民。
农民的回答是：拿起枪支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战场。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那个被共产党击败了的前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公正地说，国民党人及其领袖虽然并非廉政纯洁无可指责，但远不是如共产党所描绘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人、军事上的低能者和卖官鬻爵的贪污犯。当年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和蒋介是网罗了去，毛泽东曾为此称羡不已。
事实上，当蒋被共产党击败逃到台湾岛上去以后，他及其国民党同僚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逊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经济成长方面的成绩使它已摆脱了欠发达状态，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目前，这个岛屿的国际贸易总量几乎与整个大陆地区相等，而外汇及黄金储备总额在近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的前两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陆进行的经济革命几乎完全以台湾的发展模式为蓝本，而台湾的资金和管理技术亦开始回流大陆。
但是，台湾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当蒋氏父子桃向这座海岛的同时，他们也把几亿贫困农民这个大包袱甩给了刚刚夺取了政权的中共。没有这一次摆脱，绝对不会有什么经济成就。事实上，国民党以军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农民带到了台湾，而他在一次表现出对农民的无能，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