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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正因为与这个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而才引起了诸多争端，使问题极端复杂化。
其次，荡民族利益或民族生存地域与政治地理边界发生冲突时，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呈现出是非不清的混乱局面。
再次，当古老的民族情绪被具有现代色彩的民权意识所认同时，历史公正甚至是人类自身都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在人类的情感发展过程中，除了原始情绪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人的情感基因之中以外，情感发展还呈现出对这种原始情绪是而背离时而回归这样一种曲线式前进的样式。每一个周期都应是人类更远离原始的自己。鼓吹民权思想无可厚非，但这种鼓吹应具有历史进步性而非鼓吹倒退。
最后，因为国际政治对抗中对民族意识这个工具的反复使用，使它自身不仅得到强化而且发生了多种形态的裂变。特别是当这些变异了的分枝被嫁接到一株株濒死的老树的枝干上时，远缘的和近缘的各种遗传因子共同作用使它开放出强异的花朵，鲜艳、灿烂又邪恶万端。例如，当民族解放的理想、热情与伊斯兰远古经典和习俗传说相结合时，就产生出其式汹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冲决一些国家政府用权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坝，漫卷而去，它最终会吞没掉什么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寻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
民族意识已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难以排解的矛盾和麻烦，它总是和战争相联系，这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实。但是，民族意识的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定势。作为战后（或者说全部人类文明时）的一种重要支配性力量，它必须得到承认、尊重，而且它势必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整个人类。
战后的全球政治运作和力量演变，实际上始终是由上述三种重要思潮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相互联合的运动构成的，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进步性的根源，也为世界各个组成部分最终能够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无法判断这三中思潮中哪一个更合理更具进步性，因为随着时间地点的迁移，它们都在一身扮演着英雄和败类、进步与倒退、维护者与捣乱者这样两种角色。但是，当这三种思想潮流渗入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且以法律条文或社会倾向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时，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就使得被考察对象具有了鲜明的特征，而且客观地显示出它在人类整体前进的过程中和民族进步的旅途上所处的阶段性位置。我们因此不仅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现状做出理性判断，而且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它的未来走向。
这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的为以有效的宏观手段（它的基础是微观的技术分析报告和数量统计报告），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见并且不设理论上的任何标准。
四
在战后，东西方在严酷斗争和对立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接受了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并分别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不仅间接地说明了冷战和对抗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联系，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对真理性认识的趋同倾向和服从本能。
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因为各国均把马克思先生的学说改造成土产货品而被差别所掩盖了。差别不是尘土，不能因为要显示思想的光辉而将它抹去。实际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够变异成土产时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
大多数国家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试图恢复思想的纯正性，并用正统的所谓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这时，思想变得苍白而且荒谬。
东方阵营是以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形式去实践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学说与本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沿习、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值观念相结合，甚至还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兴趣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也正由于各国在嫁接马克思先生的思想时它们所采用的母本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开放出的花朵也就面目全非，各放异彩。因此，这些表兄弟之间更多地表现出衣帽服饰的近似而并不能真正形成由血缘亲近感维系的完整体系。在每个独立个体的身上都无可掩饰地保留着它们的历史继承性。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几乎就是沙皇俄国传统的新版本；中国的封闭、孤独、骄傲以及宗法观念和体制，甚至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样式和手法上，都能清晰地影像出满清王朝时代的印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宣布自己改变颜色以后，仍未能成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传统角色，既受东方大国的压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驯顺，又时时刻刻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难以泯灭的仇俄心理。朝鲜（这里指朝鲜人民共和国——译者注）同样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严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坚硬；另一方面它又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求得邻近大国的保护，对此而心安理得毫无难堪之感。在历史上，东亚这个半岛国家与其邻居的关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的中国盛唐时代。
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
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
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
二、 质量问题。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
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
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
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