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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这种信仰的建立不是由于天才的出现，而是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本身提出的需要。
作为个人，邓对毛是保持独立的。因此他可以在对毛的个人缺点很不以为然的情况下笃信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当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提出一整套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的理论时，他实际上是在作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持续性发展的工作。
信仰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认证面临着一次转变。抓住机会，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思想体系，即获得了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就能保持统一并获得发展；集会放过，任由德国的、美国的、传统的或超现代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参与决策和招兵买马发展势力，这个民族很快就会遭受重大挫折。
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受到挫折。如果几千万吃不饱的矮个子中国人经俄国而进入欧洲大陆就食和寻求发展，那时就是欧洲人的末日。在中国问题上，世界的最佳选择是既不干预又不“帮助”，即不用那些漂亮然而对中国无用的思想开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自己的事情。
作为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后果，职业行为的非职业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不断毒化和污染社会生活环境，又会进一步动摇社会的共同的信仰。
职业行为非职业化一般被区分为职业道德堕落和职业权力利益化这两大类，而在具体行为上实际并不存在区别，例如，以权谋私的警务人员实际上也是背叛了职业道德，而漫不经心的医务人员常常是因为没有利益的驱使。之所以要在类别上做出区分，是因为它们的行为主因和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在发展趋势和解决途径上也完全不同。
以权谋私的非廉行为从比较单纯的角度看，是社会管理的必然性缺陷在行政行为上的表现，属于物质的或技术范畴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无法反映社会的属性或社会道德气氛，任何国家几乎都有此类问题的发生。中国的报纸大量刊载西方国家发生的诸如：吸毒、艾滋病、官员受贿、极端性宗教活动和官场丑闻、金元政治等等，并试图以这些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甚至做出西方社会正在衰亡的盛气凌人的预测，这是既无根据又十分浅薄的。上述的所有社会丑恶在中国大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而且发展势头迅猛，一两年之后肯定会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但是我们却无法据此做出中国社会已经腐败的结论，因为类似官员非廉和社会腐化等问题，仍可在技术范畴内考虑解决。
公正地说，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官员的廉洁状况根本无法与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前比较，在那一个长时期里这片大陆是纯洁的、干净的，共产党曾为此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其经济发展逐步市场化并有着最终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景，你能说社会在退步吗？
社会主义是纯洁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肮脏，这是中共的一个误解。当他们用这种误解去误导公众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众对社会变化的承受能力，公众必然会因看到社会出现肮脏现象而对那个唯一的执政党产生无法解释的愤怒。
对权力不能进行严密监督和妥善管理，权力必然会成为谋利的手段，在任何国度或任何性质的社会里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因为从法律上不相信道德对权力有约束作用，所以比较注重从制度上规定除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措施，权力还不能够任意胡为。而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订，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这或许是文化传统或观念方面的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用人哲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荒唐可笑的，可中国自己却认为只有如此才符合道德规范。错的一方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所有哲理名言都是在非商品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中国人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商品经济社会。
用几百双眼睛日夜不停地紧盯权力，中国人慢慢就会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开打出不信任的旗帜，严格内部检控制度，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道德的。不信任就是一种督促和保护。
中国大陆目前出现了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这并不可怕。因为这个现象与社会阶级分化的其他现象不同，它除了说明管理观念落后和管理制度需要改进以外不能说明其他的任何问题，更不预示着社会将发生可怕的恶变。当然，因为腐败而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也会因此发生规模很大破坏严重的社会风潮，但这是对执政党管理无方的抗议和惩诫。一般地说，事态过后，社会仍会按照既往的步调发展下去。
但是，如果官吏腐败问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能获得解决，并且有蔓延之势，那将是中共真正难堪的时刻。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如果出现了反对党，那么它的头一条政治主张一定是反腐败。它不仅要以此为纲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且要把腐败这块招牌牢牢地挂在执政党的脖子上。这是世界各国普遍上演过的政治悲喜剧。
改善吏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合理的良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官员不敢或不能任意行事。中国现在的难题是不能轻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动作几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缘。
邓小平在７０年代末重掌重权以后，曾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大力加强民主建设，但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响是非常奇特的，他们端出了一整套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求共产党接受，甚至提出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邓小平理所当然地予以回击。
中共以后在全国进行了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其目的除了要稳定社会，制止不断发生的学潮以外，更主要的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在１９８７年邓与总书记赵紫阳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健康、顺利、深入地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划清界限。
无论在什么事件和从什么角度去看邓与赵的这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是中国党和舆论界打呼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要早一些时间。而且，中共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忘记强化反自由化的宣传，这优势与戈氏做法完全不同的。这种周密的安排准备理应使计划中的改革顺利进行了。
中国的社会公众又一次做出了非常奇特的反应。不知是出于错觉，还是计划步骤本身除了问题，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应是恐惧。他们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安全和职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的确，包括“优化组合”在内的用工制度改革意在砸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铁饭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以充分表现了出来。
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像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人多少有点儿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
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