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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即被宣布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
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的经历。
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东山再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过去，他称邓“死不改悔”。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碍。即使如此，这个患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前表示忠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了徒唤奈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恩来病逝以后， 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士你处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
2。 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资历较浅及未加入政治派别而得到毛的信任，并且成为毛与外界联系以及传达指示的最有效的运行渠道。由于邓小平的行为严肃不苟言笑，他很有可能并没有获得这些年轻人的特别好感。而有证据证明，这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被江青女士收买的。这位年轻人不仅是毛泽东的亲侄子，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唯一正式的“联络员”。一方面，来自江女士的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向毛泽东灌输；另一方面，邓先生的信息则被阻断和封锁。这样，邓小平的处境更加可悲，它的命运及事业竟要由一个年轻人左右了。
3。 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毛本人。 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分歧或根本对立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根本否定。１９５０年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元帅介绍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上，邓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他在自己管辖的具体工作方面以整顿为名坚决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并予以清除；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表露出对这场运动的鄙弃与不满。但是，这并不足以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病重的老人，而这个老人又握有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和权威。
老年的毛泽东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他最后的寄托。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认为自己最辉煌的革命斗争成果只有两个，除了把蒋介石先生赶到台湾岛上去以外，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不会不奋力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而保护遗产的最牢靠办法就是把它交给更珍重这份遗产的人。以毛泽东的精明，他不会看不出或根本忘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态度。
于是，这位垂危的老人轻轻一挥手，又一次击倒了邓小平。老人的力量如此巨大，正式显示了党的制度的腐朽与悲哀。
邓小平在第三次崛起以后，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极为忠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都必须建立一种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领导人手中而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使国家和民族卷入一场灾难。
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主席华国缝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而由赵紫阳接任。邓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激烈地攻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旧制度。他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借毛泽东之口公开地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抱怨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当他被公开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事实上已取得了完全等同于当年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由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取得成功的的最有力的条件，但是事情的结果远非如此。邓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观点，主要有下列各点：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又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革；
2。 改革的要点为权力分散、 民主化和法制化；（邓身体力行，相继辞去了在党政军中兼任的各种职务，坚决地退居到幕后，他不愿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式的老人）。
3。 改革的对象是“制度” 而且仅限于“制度”。（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是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着手进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远没有苏联迈的步伐更大，所取得的成果没有经济改革成果那样惹人注目。
与前苏联的混乱与动荡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为此，中国人夸耀说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正确的次序。邓是围棋和桥牌运动的热衷者和好手，这两种游戏中“次序”正确与否是胜败的关键。邓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局棋中，现实由此序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化程度，后是由步骤地不大张旗鼓地放宽党对文艺、出版、理论和言论方面的控制，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既前进又有序的状态。是事业是如此，普通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比之１０年或２０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达到了相当宽松和相当自由的水平。其突出例证是，以思想言论治罪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尚未根本绝迹，那么也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有下列各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按邓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