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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
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思想（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这一思想）。在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对邓本人表示了轻蔑。他说，邓小平的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汪的这番话说过不久，西单强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攻击。中国政治公开到这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
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和利用西单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无论这些大字报在呼吁邓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对吴德、汪东兴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舆论的作用，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任由人们去不负责任的谩骂和诋毁，不管这位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结构脆弱的表现。
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给予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选择中大约会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品性格决定取舍，他们喜欢忠厚得近于木讷的华国峰。所以任由他们以西单墙的形式对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说长道短评头品足，那么仅仅一个“两个凡是”的问题恐怕要辩论几十年，那么改革还怎么起步呢？
如果政治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言论自由就更无意义。假设西单墙上的一切言论和要求都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仅受直感、情绪、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将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的。从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单墙，中国民众的“自由言论”什么时候没有被人利用呢？
自由言论权力的获得仍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进步相联系，这种进步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独立。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开始，第一篇攻击“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为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了开山炮。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至徐在２０年以后写文章提及此事时，仍怨愤不已。
政治不独立，道德上也很难守节，自己的嘴巴和笔杆都是别人的。以这种状态还要积极投身政治，不是十分悲哀吗？
吴德的继任者于１９７８年冬下令封闭了西单墙。这堵墙在更以后的不久被推到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市政府为大字报开设了另一处场所——月坛公园。不过，在月坛公园专设的大字报张贴处发表自己的文章，必须先向秘密警察交验自己的身份证件。于是，这个张贴处完全等于虚设。
北京市封闭西单墙的动机不得而知，公开的理由是不负责任及易被利用等等，这也的确是实情。封闭西单墙遭到了西方记者和许多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又一例证。然而孰是孰非，只有请出上帝本人来仲裁了。
西单墙的另一重要产品是秘密的政治团体的组成。人们去西单不仅是为了看大字报，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北京西郊骑自行车到西单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政治氛围”。互相影响，秘密串联，许多青年民主派人士就是利用这个场所结识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据法国一位记者估计，到１９７８年春季，仅北京市就大约有了２０多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相当松散，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却都是一致的，即怀疑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
如果按照这些团体的成员组成成分来分析，秘密政治团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外地来京城上访诉冤的人员组成的。当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贴上西单墙以后，伸冤诉屈的血泪文章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之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被迫焦急无奈地等待过程中，人们自发产生的互助互励倾向，而同为无家可归者自然会使得这些告御状者产生群体意识和结群欲念。
这种上访者团体的特点是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核心成员。其成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政治态度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有人是真心拥护共产党而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则是真心反对共产党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团体中的三种成员。一是文化革命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战中的失意者。这些人既有政治经验又有政治野心，它们唯一希望的是社会的混乱，以便改善自己的处境。因而他们常常充当谣言制造者和热心传播者的角色。他们虽然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但是中共对付他们并不困难。这些人后来多数被所在单位定为“三种人”，这等于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
另一类成员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或曾被打击国但并非不公正。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素质低下、性格刁蛮，对于被打击后要求的赔偿条件高得惊人，而且这种要求（中国的政治术语是“落实政策”，非常令人费解，不知这个政策为何物）常常无止境，不断增加一些绝无可能满足的新内容，诸如子女职业、住房、高额赔偿金及本人的职务官位等。者就令人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平反和补偿而完全是一种借机勒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这类人完全无办法。好在他们紧紧是满足于职业告状者的生活，在政治上则完全没有能量。
还有一类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即上访群中的各型偏执症患者。很难确定这些精神障碍者的致病原因是在文化革命遭遇不公正迫害，还是他们带“病”参加文化革命因而才受到打击的。相当多数的人仅仅在臆想中受过迫害。这些人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由于中国根本没有心理医疗网络，甚至没有这种概念，所以这些病人不仅自己拒绝承认有病，社会和政府也不把其当作病人看待。一个病人和政权发生政治性冲突，其悲惨境况及双方的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至今尚未有用精神病院对付政治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坚持认为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恶劣先例。刘的说法待查），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不应被看作是迫害而应看作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上访这组织的团体的领袖人物往往是最有争议的，这些人素质虽然不高但及其热情勇敢，而且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却表现得极为单纯、质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最初具有明确的反共意识。一位傅姓女士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是西单墙附近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傅女士的遭遇是悲惨的。她遭到本单位中共党员干部的性骚扰，虽多方躲避及抗议但仍不能自保，后又被该干部强行奸淫。傅于是离岗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上访告状。告状的结果是被奸污事实没有确认，该干部位受任何惩处而傅女士的声名荣誉却被有权力者彻底败坏了。
傅女士以后曾组织过一次有数百名上访者参加的向政府示威请愿活动（这是西单墙时期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傅女士因为这次活动而以妨碍交通秩序的罪名被起诉。
有的文章说傅女士的这支游行队伍曾喊出了一些过激或出格的口号，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法庭在审理傅案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戏剧性的波折。 毫无经验的法官（因为中国在当时刚刚恢复公开审判制度，所有得法官都是没有经验的）突然发现事先已经确定下来的判决意见遇到了强硬的挑战，傅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提出了能够证实自己曾被单位里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