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吃过面包的，他们曾在欧洲或苏联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斗争。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以及中共内部更残酷的清洗，建国以后仍留在高层决策圈的只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个硕果仅存的人物了。（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
另一部分则是参加了中共及其农民军的中共城乡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是农民军中较有能力的一群，而且其重要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战争期间，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担任的，而在城市开展谍报工作并策动社会各界反政府活动则完全是这些党员去作的。实际上，中国城乡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不仅具有较高的实践经验而且也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正是那一时期中国最需要也最适用的一支领导力量。
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内部形成立即就显示出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和民主意识。他们不仅直言不讳地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对单纯农民出身的同僚的轻视。在中央，刘少奇试图以民主的形式削弱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以中共八大为开端，党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只能保留在宣传口号中了。在党内，一彭德怀元帅位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毛泽东身处调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虽然能够纯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调动着双方的此进彼退并维持平衡，但是由于他的倾向和立场将决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运，所以，双方在对他进行全力以赴地争取的同时必然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怨恨。从容、潇洒地游戏与哲学、诗歌和权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时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受夹板气，这或许正是毛所潜心研究的谋略哲学——辩证法。
中共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派别。他们在那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仅仅追随着毛泽东，察言观色，或待机而起，或邀宠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帅）。这是一个稳固的三角架结构。元帅们与文官的较力构成了稳定的权力支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毛泽东其实只要设法维持这种平衡就够了，他完全应该无为而治。而事实上这三方面谁都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积极进取，从而造成了最后的摊牌和翻脸。１９５７年在庐山刘少奇冷这脸庞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时的心情肯定是轻松欣喜的，然而当元帅落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头号敌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 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义是文武官僚人人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明有所指的。这两顶大帽子或大棒子是专为那些在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各级干部预备的。事实已经很清楚，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抉择后终于在感情上开始闯关，决心向自己的功臣、爱将然而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老朋友下手了。
打可以不还手，但决不会不叫痛、含冤、申辩。愚莽者如彭德怀元帅是采取你操我的娘我就操你的娘的办法还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终于抓住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小辫子而与毛刘翻了脸，甚至骂了一些粗话。毛泽东则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轻而易举地把他击垮了。
多数将军和党的地方官吏采取的办法要比彭德怀聪明有效的多。不是“敌国灭、功臣诛”吗？那么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敌国”并未灭亡！一大批“共产党政权并不稳固”、“阶级敌人”随时反扑的证据飞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台湾岛上的蒋军动向及国内少数及其民众骚动都被解释为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用以对毛泽东进行恐吓。
事实证明这些恐吓不仅有害而且有效，几年以后毛先生甚至害了终生未愈的恐惧症。１９６０年他发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指令，由忧虑而疑惧，他几乎把他昔日的所有朋友都怀疑成“定时炸弹”并坚决地打倒了，终至落得落落寡合，病老孤死。
到了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确已睁开了疑惧警觉的眼睛，开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搜寻潜在的阶级敌人。但是，这一年对知识分子的一网打尽式的沉重攻击的初始原因还不能归结于中共内部这一派人对他的游说。这种游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这个条件要依据其他条件发生作用。
不是初始原因不是说它不能成为继发原因或添加原因或前提条件。当你真正表现不当从而提出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时，这庞大的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工农干部群体决不会紧闭嘴巴或视而不见。他们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将借助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砍不断的亲情和友谊而发生极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完全不懂得无论从策略上还是从民族前途的最高利益上去考虑，他们都必须团结、尊重农民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并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做出坚决让步。
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成的现实。
这一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难了，对他们的要求又太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我们以后还将看到，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病）。
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