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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别上区分犯罪，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凡是通过加强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发案率降低并且不具有舆论支持背景的犯罪，可归入普通型犯罪。这类犯罪无论其惨酷程度或危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例如，中国湖南已开始出现受雇佣杀人的职业杀手，情况虽然让人心惊肉跳但仍可看作正常社会现象。当然，如果操此业者日多且已成为一种信息畅通生意繁忙的行当，则会对社会造成相当大的恐怖。但这只是说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说明其他。
中国农民犯罪中劫持人质勒索财物的罪例明显偏高。这类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记录并且经验不足，无论受害者家属是否报警，罪犯通常是将被劫持人质杀死甚至是杀死以后在轻松地勒索财物。这种非职业犯罪手法反映出这种犯罪目前在中国仍属初起阶段。华人注重家庭亲情，随着一个比较富裕的企业主阶层的出现，针对他们的绑架勒索案还将逐渐增多。但是，这类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会问题。
拐骗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在中国农村地区有泛滥成灾的趋势，甚至有城市大学女生被骗至偏僻农村强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这类罪行虽然令人发指，猖獗泛滥，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会治安网络疏宽所致。有些农村的乡村干部协助看守被拐骗来的妇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动，也可看作是旧的社会风俗及落后道德的反映，对社会文明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与社会的政治性动荡无关。
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类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础和相当程度的道德舆论支持的成年性职业犯罪。西方的社会学界将这种类型犯罪称为心动式社会犯罪，哪怕仅出现一例也反映了社会的心脏杂音，非进行社会政策的调整无法根除。当这类犯罪活动能够在一定的自然结构的人群中自由地无顾忌地谈论时，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即可以认为是达到了危机点。
中国西南各省铁路沿线已出现专搞抢劫铁路货运物资为生的群体性农民。在一次对某村庄搜查时，几乎家家都储存着被抢的物资。如果按照中国法律对那些有赃证的农民家庭的成年男性进行起诉，该村将成为“寡妇村”。
抢劫铁路者自称“游击队”，他们与法律的对抗也采取游击方式。当军警加强控制时，活动次数减少，铁路运输相对安全；风头一过，抢势猛涨，有些货物每行驶１０００公里损失率高达５％。
对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无能为力。在农民企业家群体中行贿、逃税、贪污、走私及造售假货等重大犯罪行为不仅极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认可、支持。他们甚至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上述犯罪行为而不在乎会被指控和检举，事实上法律对这些人也很少能够依法制裁。极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报竟能够公开讨论“能否对犯罪的农民企业家免于起诉使其戴罪立功”的问题。中共在经济刚起步时有急于见成效的功利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贿者而却能容忍这些社会敌人的存在并公开活动，却是非常令人不解的。这或许由于他们的短视，或许他们认为这些犯罪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当一个执政党把社会犯罪看作是发展经济的环节和工具时，这个党就正在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国社会中，上述犯罪行为已有蔓延趋势。
《中国旅游报》有一片介绍“京城温州村”的消息。消息说南方温州的农民到北京市经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区的几个居民点里，因这些人多为农民，故京城人将这些聚居区称为“温州村”。消息说，在温州村针对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发生两起。抢劫者也是来自温州的农民，他们结成帮伙，并制订出明确的“生产计划”——不抢够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镖保护自己或结伙自保，家家备有木棍铁器。“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些农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为京城的一个景观。
在改革初始时，邓小平曾轻松地说：门窗打开了，流进新鲜空气，进来一两支苍蝇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国犯罪潮的出现，不是外来的苍蝇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点小点缀。当土匪公开在火车客车厢内公开洗劫时，当武装农民将长途车乘客洗劫一空时，当通讯电缆和民用变压器被公然盗走时，这个国家的社会性大危机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Ｃ．农村基层政权的瓦解趋势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由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村长）这两根支柱共同支撑。因为已不再实行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在农村以言论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审判活动也已中止，所以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权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许多地区，这些支部已名存实亡，很难再起到管束农民的作用。
村委会（村长）因为一方面负责公粮和杂项税费的征集，一方面又负责政府方面对紧缺农用物资的发放，所以曾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权力。各种力量争夺的结果，往往采取轮流担任或选举诚实厚道者担任。随着农用物资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场化，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减少，村长的职位和权力已显得无关紧要。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为超自由状态，村长赖以强制农民服从的唯一手段即凭借乡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的支持对农民进行经济处罚。在农村，村民集体武装对抗上级处罚的事件屡屡发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庄农民私设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包围村庄追索凶犯，而农民则与军警发生对立。
最危险的情况则是，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市场，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中国尚不存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离开胡基地的农民除了在发生犯罪行为被追缉的情况下不再与政府和政权机构发生关联。这种情况，既是农民或农民企业家无视法律轻易犯罪的一个原因，又是在社会动荡时农民卷入大规模骚动的一个潜在原因。无联系、无管束即无恐惧。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致各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８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当这种制度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渐丧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须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没有被及时设计出来。对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
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的各种力量都不会自然地合谐与合作。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评常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谁都未能有效实行的制度强加于中国身上，而中国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负担，这等于进行一场谁都不必负责任的社会空想试验。我们说中国农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况下的这个群体的盲目激动状态。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还会出现的类似事件，在一个代表自由经济的真正的反对党出现以前，其性质和阵线讲师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和无政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北京事件中与军警激烈对抗的市民联合阵线的组成成分是极端多样化的。既有要求进行激进改革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青年领袖；又有害怕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旧秩序的工人和国家干部；还有根本没有政治目标，只要求打烂一切秩序并借机发泄无名的愤世之火的游荡农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权威运动的天然参加者——青年学生。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状态的力量却在这个夏季形成合力与政府为难，准确地表明在这个１２亿人口的国家存在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个无政府、无权威因而是无秩序的中国，将把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场灾难。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管理和权威是这个系统得以维系并生存运转下去的基本环节。对这个复杂系统的管理，不是技术或技巧经验的问题，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交换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双方的给予、回报、放弃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