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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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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积极怠工,卖力气地执行指令并把指令执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农民在执行深翻土地(也是为了有一个海绵状的表土层)的指令时,将农田深翻到一米,结果是生土层压住了熟土层,第二年几乎颗粒无收。而内蒙古的肥沃草原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许多草场在十几年以后已退化成沙漠。中国南部则大搞围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悲惨的,因为一旦这些起调节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处在了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了。   
    对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出讽刺性总结的是1975年的河南安徽两省的大洪水。一夜之间,30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发生了涝灾也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失。问题发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区的十几座质量极成问题的小水库上。这些连成一串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库的堤坝决口而发生连续倒塌,水量越聚越多,冲击量越来越大,十几座水库的蓄水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倾泻而下,许多人在梦中就已经死了。   
    应该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于地方领导的无知或无能,许多事情是农民自觉自愿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场种植农作物,比如围湖造地,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丢失了一半面积,这些违反常识的破坏性行为常常是农民在夜暗的掩护下偷偷完成的。当然,农民的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干部们的赞许的。而这些可以称之为犯罪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进行的。谁敢反对毛泽东呢?   
    毛泽东又一次被自己的农民兄弟出卖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短视,可以把他为他们设计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但是更公正地说,挡你决心要把几亿并不驯顺的富有反抗和破坏传统的中国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时,他们能不玩出一些恶作剧让你难堪吗?当宁夏的回民聚居区的农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养猪积肥时,毛泽东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都丢尽了脸。   
    哈佛大学的德哈特·H·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劳动力动员(指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20年作为整体的话(1957——1977),化肥、杀虫剂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几乎占2/3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劳动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劳动力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是剩余的增产部分的增产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资料全部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为粮食增产所作的贡献不足20%。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计算结果太令人寒心,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要知道几亿农民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应该有更大的价值,那么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即假定相当一部分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守旧的农民扔进了大海而并没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那么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就相应地增加多少。但是,这样计算不是对中国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侮辱吗?   
    平心而论,我们在这里还不忍心把另一个事实计算进去。十几年无效益的劳动,十几年在红旗的引导下毫无报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终会形成逆反心理,诱发一种舍弃土地厌恶劳动的懒惰倾向。从目前发生的许多情况看,这种倾向已经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它不仅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硕果仅存的一些农田设施废弃毁坏了,而且也将毁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劳动、务实、勤俭的优秀传统。在许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国农田设施已转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财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袖手看着政府官员们左右为难。逆向农民征收资金维护或扩建这些设施吗?农民将向中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层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支持农民,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增加了农民负担”而最终使得全部农民都逃离土地。   
    离开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的中国竟有大面积农田因无人经营而闲置,这难道就是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惩罚吗?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农村到处盛开鲜花洒满阳光而付出的心血,难道一点儿也得不到回报吗?   
    这又一次证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㈢文化大革命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动员几亿农民也参加到这种无政府的狂热中去,则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是因为他本人甚至中国农民的狭隘和半文盲状态,甚至任由这样状态下的超大规模的人群去造反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劝阻(这两个人以及彭真企图炮制一个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学术界的范围之内,这被认为是一个阴谋),一意孤行地号召农民去造政府各级官吏的反,于是,1967——1968年底的两年间中国农村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场。   
    毛泽东的错误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负责,因为毛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翻过类似的错误而中央委员会不仅未能就这些错误做出正确的清算结论反而作为毛的功绩而大家赞扬。这不是为尊者讳的问题,而是由肯定领袖的功绩进而发展到迷信进而形成新的教条,错误的东西也变成了正确的教条被认真执行。这说明这个党虽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获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权利和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而那些“议员”的选拔方式则完全是军队或家庭式的,由长官或家长指定。因此,循规蹈矩的委员们很难真正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个“议会”也就不可能起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及领袖的作用)。   
    1923年湖南农民(请记住,是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军阀的战争中,曾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开展对乡绅和地主的斗争。斗争是过火的,杀人、放火、戴高帽子进行人身侮辱。毛泽东为此些了文章,兴高采烈地欢呼:流氓懒汉运动好得很!(指“痞子运动好得很”——译者著)。   
    农民反对地主以及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进行斗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仅从斗争的策略来看,流氓懒汉的胡闹(事实上真正老实做田的农民并没有参与闹事)毕竟激怒并吓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在共产党人毫无戒备,仍在到处放火玩闹的情况下,蒋在愤怒的地主和军人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一网打尽的袭击。在这场袭击中,共产党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6万多名共产党员中的90%被屠杀。   
    折断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和总结,因为每人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如果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话,他或许会提出一些更清醒的意见来,因为他在当时和以后都对毛的农民运动持保留态度。   
    我们仍然说毛泽东动员农民参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级政府官吏瞒上欺下的作风使农民吃尽了苦头,甚至造成60年代初期大范围内饿死人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这些官吏已忍无可忍,急欲发动农民对他们进行清算;   
    其次,农民种的“自发资本主义实力”一再向毛的路线发动进攻,并已实际造成威胁,毛对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役,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第三、仍然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文化革命的公开目标是清楚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习俗。毛认为放弃使农民从道德意识上快速步入共产主义的企图;   
    第四、  在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决战中,毛神经紧张并缺乏必胜的信心,而他坚信农民会战在自己的一边,因此才把农民动员了起来;   
    最后,发动农民参加文化革命与把农民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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