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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团本身虽无一致性，而且其它集团的成员一旦不再聚集在它们周围时，它们便会解体，它们的成员使用一种神秘的符号语言，似乎他们需要有某种奇怪的事物，以便用来互相识别。普鲁斯特写到了这种符号的重要性，尤其对于新来者更为重要。但是，当性倒错者这些符号语言大师，至少保有一种真正的秘密时，犹太人使用这种语言只是为了创造他们预定的神秘气氛。他们的符号神秘而且奇特地意指某种世人共知的事物：某某亲王家里沙龙的角落坐着另一位犹太人，他不便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身分，然而。要不是这种无意义的特性，他就永远不可能爬到那个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新的混合社会像柏林的第一个犹太沙龙一样。仍然以贵族为中心。此刻的贵族社会一如以往，唯独失去的是它对文化的热心和对“人类的新人种”的好奇，但是它仍像过去一样嘲讽资产阶级社会。它对政治平等以及失去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被肯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的响应是急于求得社会的划分。在第二帝国期间短暂人为的地位上升之后，法国贵族仅靠社会集团性来维持自身，并且不怎么积极地为儿子们保留在军队里的较高地位。他们嘲笑攻击中产阶级标准的用心强过其政治野心，这无疑是一切个人和所有尚在属于不被社会接受的阶级的群体想进入社会时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曾使普鲁士贵族在社会上接纳演员和犹太人时的动机，同样在最终导致法国的性倒错者获得社会光荣。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未获得社会自尊，尽管此时他们已在财富和力量两方面崛起。民族国家内没有政治阶层，而平等权利的胜利造成“社会在外表上更民主的同时，内部的秘密阶层化更加严重。”既然阶层原则（principle of hierarchy）也体现在福伯格。圣…吉曼的成员广泛的社交圈子，那么法国的每一个社团“或多或少地复制它的特点，或多或少地模仿福伯格。圣…吉曼的社团，它有时假装很不屑……，无论其成员地位如何或持何种政治观点。”贵族社会仅仅在外表上成为过时的事物：实际上它用强加“时髦的社交生活秘诀和言语方式”来渗透整个社会（而且不仅仅在法国人中间）。当普鲁斯特感到需要为此辩护，并重新考虑在贵族圈子内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对社会所作的分析大致如此。
关于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末的社会里的角色，要点在于，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犹主义才为犹太人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而正是这一事件的结束，或者说是由于发现了德雷富斯无罪，才结束了他们的社会荣耀。换言之，无论犹太人如何思考自身或思考德雷富斯事件，只有当社会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叛徒种族时。他们才能扮演社会为他们指定的角色。当这类叛徒最终被发现只不过是一场诬害的愚蠢的受害者，社会最后认定了犹太人无罪时，整个社会对犹太人的兴趣就像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样迅速地消失了。犹太人重新被看成普通凡人，落到毫无意义的地步，而假设中犹太人自身的罪恶只不过暂时地使他们出了一回风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所享受的实质上是同一种社会荣耀。其假设的罪行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有罪，是那种没有哪一个人的哪一桩行为必须为之负责的罪，这件罪行不容置辩，以致暴民们仍然可以认为犹太特性即罪孽，社会仍可继续为其犹太人感到欢欣鼓舞和兴趣盎然，直到最后。如果说“代罪羔羊论”确有任何心理真实性的话，那势必是这个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之结果；因为当反犹主义的立法逼迫社会驱逐犹太人时，那些“犹太迷”（philosemites）们感到似乎他们必须清洗自身隐秘的邪恶，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恶爱好。这种心理无疑很难解释为何“羡慕”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
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
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
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