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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鄂兰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物族类的属性？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义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兴趣的说明主题是 20 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鄂兰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它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 19 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后，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团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尊严。
犹太人的命运随着这样的历史的转变逐步被推向深渊。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之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
扼要地说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主题，提供读者简略的纲领，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部被视为西方现代经典名著。最后，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鄂兰在这部著作中处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根源，对我们能提示甚么反省之资源？细读这部论著，不难发现：鄂兰透过历史的解释与叙述，说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国家”（它的契约论式的个人主义基础、它对人权之保障与形式之平等的承诺……等被视之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后，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我们想象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时，西方现代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科技所承诺的繁荣富庶，是否证明祇是梦想？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的传统，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与理解的。
初版序
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
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
——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
一个世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飘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感到无法预料，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会遵从常识和自我利益的法则——如果根据本世纪以前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是疯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在历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层次上，流行着一种含糊不清的共识，即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尽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它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引导本世纪的可能前途，或对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绝望的希望和绝望的恐惧往往比起平稳的判断和审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的人来，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人会更善于忘却我们时代的各种中心事件。
本书的写作背景就是针对这两种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我认为，进步（Progress）和毁灭（Doom）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迷信的见解，而不是信念的结果。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发现一种隐形机制——我们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因素根据这种机制都溶入一种积淀，使一切都显得失去具体价值，而人类却无法靠理能力来辨认它，也不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屈从于唯一的解体过程，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它不仅假设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开始显得无生命、无血色、无意义，而且不真实。
有一种信念认为，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这会导致以平庸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理解（prehension）并不意味着否定暴乱，援引先例来演绎史无前例的事实，或者用模拟和概括来解释现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现实的冲击和经历的震动。相反，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暴乱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是一种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