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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是寄生虫和掠夺者，但是他不得不和银行家合伙，即使这个银行家不同于制造商，与他的商业毫不相干。因此不难理解，与通过长期生产过程而获得利润的人相比较而言，一个直接将他的钱用来产生更多的钱的人更容易遭人痛恨。由于当时人只要有办法——当然不会是小商人——绝不会向银行家贷款，所以银行家似乎是并无工作和生产能力的剥削者，是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人。
这批银行家中间有许多是犹太人，更重要的是，出于历史原因、银行家的形象总是带有犹太人特色。因此，中产阶级下层的左派运动与整个反对银行资本的宣传多多少少变成了反犹主义的性质，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业化的德国并无重大意义，但是在法国，以及在程度稍轻些的奥地利，却关系重大。一时之间，犹太人似乎第一次在并无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而和另一个阶级产生了冲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政府的功能是由超越各个竞争阶级的统治地位所界定，这样的冲突即使很危险，也可能是一条使犹太人地位正常化的道路。
然而，除了这一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很快又加上后来证明是更预兆不祥的因素。犹太人作为银行家的地位并下依靠对在困扰中的小人物的贷款，而主要依靠发放政府贷款。小额贷款业务留给小同行去做，后者藉此准备走向和他们的同胞一样富裕、一样荣耀前途无量的事业。中产阶级下层针对犹太人的那种社会不满情绪转变为一种高度爆炸性的政治因素。因为这些遭人切齿痛恨的犹太人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通向政权道路上的障碍。他们在其它方面和政府的关系不也是众所周知的吗？另一方面，社会与经济仇恨又以即将丧失的暴力行动强化了政治争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次说过，他那个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由贵族充当主角的，而伴唱则是小资产阶级暴民们的咆哮。不仅在德国是如此。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和法国的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rds）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贵族阶级在垂死挣扎中企图聚合教会的保守力量——奥地利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德国的新教——其借口是用基督教的武器来同自由主义作斗争。暴民（mob）只是他们用以增强自己地位的手段，使他们的声音听上去更宏亮。很明显，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想组织暴民。而且一旦达到目的，便会将之驱散。不过他们发现，反犹主义的口号在发动更多阶层的民众时高度地有效。
宫廷教士斯多克尔的追随者们在德国并未组织起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一俟出现反犹主义的口号，激进的反犹主义分子们立即脱离斯多克尔的柏林运动，去从事全面反对政府的斗争，并建立了政党。它们的代表在德国国会内和最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一起在主要的内政问题上投票。他们很快地摆脱了和一些旧的政治力量妥协的最初同盟；第一个反犹的国会议员波凯尔（Otto Boeckel）因黑森农民的支持而当选，他为了其选民而投票反对“容克贵族（Junkers）和犹太人”。亦即反对拥有过多土地的贵族和贷款给农民的犹太人。
虽然这些早期的反犹主义政党规模都很小，它们迅即和一切政党分离。它们从一开始起就宣称，它们不是和其它政党一样的政党，而是“在一切政党之上”（above all parties）的政党。在有阶级和政党的民族国家里，只有国家和政府宣称过超越一切政党和阶级，代表全民族利益。政党是获得承认的团体，其议员代表其选民的利益。即使他们争夺权力，也被明确地理解为这是为了政府能在各种冲突的刊益和它们的代表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反犹主义政党宣布“在一切政党之上”，清楚地表明它们旨在成为全民族的代表，擭得一切权力，拥有国家机器，以自己来取代国家。另一方面，既然它们仍然组织为政党，那也就很清楚，作为一个政党，它们谋求国家政权。以使它们的投票人事实上控制整个民族。
当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再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民族国家的政体就开始形成。因此政府执掌实际政治统治，不再依赖社会和经济因素。左派革命运动为社会条件的激进变革而战斗，从不直接触及最高政治权威。它们只向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挑战，因此总是随时在外交事务方面顺从政府的领导．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假定是统一民族的利益。但是，反犹主义团体的无数计划从一开始起主要重点便是外交事务：它们的革命动力直接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一个社会阶级，事实上它们以党派组织为手段，目的在于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
宣称一个政党超越其它一切政党，其中的重要含义远甚于反犹主义。如果这只是一个如何摆脱犹太人的问题，那么弗里希（Theodor Fritsch）的建议就会很快见效。在早期的一个反犹主义大会上，弗里希并非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党派，而是主张广泛宣传反犹主义，直至最后，使一切现有政党都敌视犹太人。但是事实上，无人理睬弗里希的建议，因为在当时，反犹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工具，不仅用来清除犹太人，也用来清除民族国家的政体。
反犹主义政党的宣言与帝国主义的初期阶段相符合，并在大不列颠——英国并不加入反犹潮流——及欧洲大陆反犹情绪高涨的泛欧运动中的某些倾向中找确切对应的内容，这并非偶然，只有在德国，这些新倾向才直接产生于反犹主义本身，而且反犹主义政党比纯粹帝国主义团体——例如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Pan…German League）等等——的形成更早并且维持较久，而后者也都声称自身是超越一般政党团体的。
事实上，同样在组成政党并不积极反犹——它们避开反犹政党的虚妄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时是乎拥有最终获胜的最好机会——的政党，到未了不是销声匿迹，便是被反犹运动击败，这种情形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反犹分子们相信，他们谋求取得的全面统治，只不过是犹太人事实上已经达到的，这给他们的国内计划带来好处。这样的条件使人为了赢得政治权力而必须进入社会斗争的舞台。他们可以假装和犹太人作斗争，就像工人和资产阶级斗争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犹太人被认为是玫府背后的秘密力量，用攻击犹太人的方式，他们可以公开攻击国家本身，而帝国主义社团组织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反对犹太人，却难于和当时的重要社会斗争发生联系。
新的反犹主义政党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待点是，它们立即着手建立欧洲所有反犹团体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组织，向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和蔑视。它们以倡导超民族组织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早巳计划好下一步建立“高于一切民族”（above all nations）的全欧政府。这第二种变革性的因素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反犹分子们部分地出于传统习惯，部分地出抄他们有意撒谎，在宣传时总是使用反动政党的术语。
犹太人生存的奇特条件和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超越民族之上的团体组织中比在创建一个政党之上的政党中更引入注目。在国家化的欧洲里，犹太人很明显地是唯一的欧洲国际性成分。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的敌人必须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和一切民族政治命运的秘密操纵者斗争。
当这种点作为一种宣传肯定可以令人信服时，超民族反犹主义的成功取决于范围更广的考虑。在十九世纪末，尤其是普法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欧洲的民族组织已经陈旧不堪，因为它再也不足以应对新的经济挑战。这种感觉使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且反过来因后者而强化。在群众的信念中，广泛认为全欧洲都有相同的利益。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依然很消极，对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不感兴趣（也许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也们的国际主义将受到检验），反犹分子们从外交政策问题开始，甚至还许诺以国际问题为基础来解决国内问题。如果较少地看重意识形态的表面价值，较多地观察各个政党的实际计划，就能发现社会主义者们比较关心国内问题，比反犹分子们更能适应民族国家的需要。
当然，这并非说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