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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纔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嘲笑。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08遥远的绝响
遥远的绝响
一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它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地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 。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后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二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纔华横溢的曹丕和曹植，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了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烟飞灰灭。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它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