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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当一代学生终于衰老死亡，他们的教师对他们的塑造也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明确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况，总会有很多学生只学“术”而不学“道”，在人格意义上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与社会文明对抗，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我自己，自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二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纔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
05抱愧山西
whuikai @ CnPDA
抱愧山西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它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它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它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象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１８２２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懮，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