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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３０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诸如此类的内容。
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明显。
斯大林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他一生对之都很亲热的朋友。政治上算计，感情上淡漠，道德上无同情心，这些使他不可能获得朋友和把朋友关系保持下去。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记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的“同学”。有事实为证。
战争期间，有一次斯大林无意中看见他的助手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保险柜里有好多钱。
“这是什么钱？”斯大林不解地问，同时带着怀疑的口气，眼睛不看那一叠叠纸币，而是盯着自己的助手。
“这是您当代表的钱，是好多年积攒下来的。只是给您交党费时才用它。”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斯大林不作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吩咐给彼得·科帕纳泽、格里戈里·格卢尔吉泽和米哈伊尔·泽拉泽三人寄了很大一笔钱。斯大林在一张纸上亲笔写道：
１．给我的朋友彼嘉４００００卢布，
２．给格里沙３００００卢布，
３．给泽拉泽３００００卢布。
索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
同一天，斯大林还用格鲁吉亚文匆匆写了一封短信：
格里沙：
请收下我一点微薄的馈赠。
你的索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②
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些类似的便函。在６０多岁的时候，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仁爱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起的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学习时的朋友。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
Ｂ·Г·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６０００卢布。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
祝您身体健康。
约·斯大林③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2）
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
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７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１９０７年１１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１９１４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④。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
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１９１３年１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写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１０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
甚至个别的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