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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在这深夜中酝酿着，但他来不及过去察看。
第八部分到了他那间看林小屋
闷大爷在前面走着，他在后面打着手电一步不落地跟着，三弯八转，一路上山。风声，树声，还有高良杰脚下踏滚的碎石，一路响着，老人在前面驼着背机械地走着，好像他不曾用眼看，是凭几十年记忆一步一个落点地走着，没有踏滚一块石头。终于，到了他那间看林小屋。老人木呆呆地打开了篱笆院门，又瑟缩着从怀里摸出钥匙，打开草房门。高良杰打着手电要跟进去，想安顿一下老人，老人却把他挡在门外：“你管不管，小良子？”他又直愣起眼瞪着他。
“我管……”
老人愣怔着昏花浑浊的眼睛，好像辨认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然后低下头喃喃着：“好，你管，你管，告他们，找县委书记，他明天来。”就把草房门从里关上了。
高良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冰凉的山风嗖嗖地吹着他的衣服，吹着他的脸。油灯亮了，光线从门缝里透出来。听见屋里面的声响，好像是在开箱子。他想了想，转身下山。
他要赶紧到西沟村看看。
他走近路，穿过东沟去西沟。可路过东沟村，他震惊了：只见夜色漆黑中，山坡路口那棵黑苍苍的大槐树下，一间大房也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怎么都在通宵开会？他往上背了背枪，灭了手电走过去。这间房是东沟村一年级学生的教室，三面都是玻璃窗。里面点着三四盏马灯，烟气腾腾中满满一屋子人。
一个长着吊眉丹凤眼的壮大小伙子正蹲在课桌上讲话，高良杰知道他叫凤来。他五指张开拍着课桌：“凤凰岭过去一多半就是咱们东沟的，西沟凭什么说是他们的。高家岭、小寨也都来伸手抢，现在跟他们没商量的，咱们天一亮就上山把树砍了。”
“就是。”许多人拍桌子振胳膊地应和着。
有个黑黄脸的矮个农民，高良杰知道他叫庆有，正低下头叼着烟准备和别人的烟袋锅对火，这时转过头来添了一句：“天不亮就去。”
有几个老汉蹲在墙角一声不响地抽着旱烟袋。还有的蹲在地上耷拉着头打瞌睡，头越来越低，一闪失，醒了，睡眼惺忪地抬起头左右张望着，想弄清商议到哪儿了。
“就这样决定吧，大家通过不通过？”说这话的是小队长赵道增，血红的眼睛，额头有很深的两道横纹，胡茬有些花白。
“这犯法不？”一个戴着瓜皮帽一直低头抽旱烟的老头提问道。
“这犯什么法？”凤来又拍开课桌了。
于是，眼看就要下结论的事情又从头争议开了。通宵会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只要天一亮，最后结论也就有了。
高良杰走到门口，想推门进去，却没推。
现在不比前两年了。那时，他只要推门往那儿一站，满屋人就会静下来，大气也不出，他什么话不用说，目光一扫就把人头都割倒了。这会儿，什么都散架了，很难说会怎么样。而且他什么事都有他的原则，搞运动，批判人，他让副支书去出面；宣布撤换队干部，他让大队长去出面；批判偷盗庄稼的社员，他让治保主任去出面。虽然一切决定都是他做出的，但是凡事他绝不出面。这样既能发挥每个大队干部的积极性，又能使他保持集中领导的真正权威，在需要团结被处罚的对象时，他又能有出来讲从宽的余地。
他匆匆离开东沟小队。到西沟小队时，暗黑的天已经露出一丝曙色。开了一通宵会的人，正嘈嘈杂杂地从窑洞里提着马灯涌出来。不知是谁的嗓音在黑暗中嚷着：“大伙快吃饭。都带上家伙。他们砍，咱们就砍。谁砍的归谁。”
他不让他们发现，悄悄地大步从村边走了。出了沟口，拐过山脚，要上高家岭时，发现对面黑魆魆的山上，葛家岭，小寨，远远都有手电光、马灯光在星星点点地晃动着。大概都是开了通宵会刚散吧。看来事态是严重的，自己事先却毫无消息。
他回到家，一窑洞人早就散了，天也麻麻亮了。见他回来，妻子从灶台旁直起身来。“大爷送到了？……凤凰岭快翻天了，我看你快要倒大霉了。”淑芬一边围着灶台叮叮哐哐地盛饭搡碗，一边麻嘴利舌地数落他。
他胸中有数地笑了笑，照常一手端上蓝花大海碗，挺着他那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到门外去吃早饭。事情越严重，他越冷静，不露声色。
他家窑洞在高家岭村的最高处，门口有一块不大的场院。场院靠边，有一棵黑苍苍的盘顶松，几里地以外就能看见，像个亭子似的。再外边是几丈的黄土峭壁，直落下去，下面是又一排窑洞和几个院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下面人家在院内的举动。下边人家做饭，上边人家见烟。整个村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少层窑洞、院落。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远近一个个灰蒙蒙的山头。下边，那被山岭相夹的几十里长的川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哧哧冒气的声音。
第八部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
有钟点似的，其他六七个大队干部也都端着冒热气的大碗聚到他家门口，围着圈在盘顶松下蹲下，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必定课目。
凤凰岭大队有十四个小队，三十多个自然村，散落在这二十里川谷两边的几十个山头上。最远的小队之间相距二十五里山路。像满天星，非常分散。十年前，他一回村担任大队支书，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他上任第一天就决定把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越是分散的山区，越要加强集中领导。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把几个大队干部从各个山村统通迁到高家岭集中居住。大队干部离开自己村，隔山隔岭往一处搬，这太破天荒了。要是再免职呢？再搬回去？房子呢？他不管，一句话，说做就做到了。开会议事，集中方便。每天清晨，大队干部就端上碗在盘顶松下一蹲，一边喝着开水泡馍，一边就把一天的事安排了。大到春耕夏收、运动斗争，小到婆媳吵架、芝麻琐碎。然后敲钟上工。现在凤凰岭开始包产到户了，大队对生产的集中指挥权基本解体了，可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有事没事端碗一聚却仍成惯例，而且比过去还早，人还齐刷，还不耽误。人人都拿它当做一个重要事情，好像以此证明什么似的。这不是，下面高家岭各家各户的人，悠着空桶下山担水的年轻后生，开窝放鸡的婆姨，背着手牵着分到户的黄牛、黑驴在山路上遛牲口的老汉，都在抬头朝这高高的盘顶松下张望一眼，就连对面葛家岭上的点点人影，也隔着淡淡雾气远远朝这儿眺望。这近近远远的目光，高良杰和围蹲着的大队干部们都非常在意地感觉到了。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还在盘顶松下议事——这就是他们每天一大早聚蹲在这儿造成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都在共同支撑着的一种舆论。当然，聚会的内容是变了，过去是一二三四安排生产，现在一多半是发泄牢骚。
今天没时间天南海北地发牢骚。情况比较严重：几个小队连夜酝酿要哄砍凤凰岭。县委书记要来。他肯定要“解决凤凰岭问题”。横岭峪公社可能已经撤换了领导。高良杰碗放在膝盖上，一边用筷子划着碗边喝着滚烫的拌汤，一边平静地看着大家，把事情讲明了。
大队干部们相视了一下，气氛沉闷。
“咱们前几年拚命干，倒是干出不是了？”说这话的是副支书兼民兵连长罗清水，粗实黑壮，端着碗像虎一样蹲在那儿。他察看了一下高良杰的表情，接着用筷子转圈气愤地一指，说道：“咱们凤凰岭大队的干部，哪一个不是一年劳动三百天以上？良杰，你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他看了高良杰的空袖一眼，但没往这上面说，“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这都有罪了？”
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