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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结果还是砸了饭碗。
在新文化运动10年后，《子见南子》事件居然还以“宗姓大胜”而告终，林语堂实觉荒谬，他说：
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两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福祸相依。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提倡幽默（2）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论语》一经发行，立刻畅销，卖到了三四万份。上海自开埠以来，还没有哪本杂志取得过这样的成绩。在大学生中尤为流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语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了。”
林语堂成天笑呵呵的，翠凤担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别太得意。
《论语》卖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语丝》时期，林语堂就将Humor翻译为“幽默”，也写了几篇坐而论道的幽默论，但是反响不大。事隔几年，语堂将旧瓶装上新酒，却香飘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名号。他的幽默小品极尽戏谑之能事，插科打诨，却格调非凡，针砭时弊而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而不失于刻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读者们乍一看，无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横生。在黑白难辨的动荡生活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让人解气，或破涕为笑。
有不少文章现在读起来，仍颇有意思。
中国究有臭虫否？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提倡幽默（3）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