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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有似水浒，是有道理的。它的语言是文学性很强的语言。叙述语言，见环境气氛，不见人物性格。人物对话，有个性特点。笔法凝练，重在传神，富有韵昧，但又是地方特色根浓的语言。吸收大量口语，朴实生动，教授学者不觉其野，识字不多的不觉其文。小说的章法，是根据表现对象所进行的创造，以各个家庭为独立中心而形成的若干板块，七户农民的逃难流浪史形成几条线索互相交叉，故事曲折而又隔而不断，脉络清楚，有头有尾，最终以团圆结局。这种组织情节结构的组织方式，显然是受了水浒等古典小说的启示和适应传统审美心理的要求。
在小说创作中，追求民族特色，是新文学的一贯主张。但是，近年来，人们的兴趣似乎更着重于对新手法的尝试，而这新手法似乎又着重在借鉴西方现代派。引进、借鉴和求新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决定于表现对象的特点和作家的条件，也决定于读者的审美需求。
李准所以把《黄河东流去》写成一部中国式小说，追求民族特色，是在清醒地把握了表现对象、欣赏对象和自己以后的自觉地抉择。他认为“我们文学‘仓库’里的精华既没有用完，也没有过时，中国的文学史是三四千年的历史，可供我们吸取的营养太多了，我相信它会发出新的光辉。”在文坛一片创新的声浪中，他的这些看法和追求并不是保守，而是要在创新的合唱中，直面中国最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唱出与他们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适应的具有中国风味的，蕴含着排鼓和铙钹那样明朗节奏和雄浑气概的，同时又飘逸着丝竹和唢呐那种缠绵悱恻的韵味和高亢
激越的旋律的曲调。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付诸艺术实践，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吸收外国文学中有用的东西，比如心理刻画；同时扬弃传统写法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如情节的戏剧性和过分夸张的手法等，他写出了在形和神两方面都是十足的中国的山水，中国的气味，中国的人物故事，中国的风格和气派的大作品来。
个性化的作品
当我们说《黄河东流去》是一部中国式小说的时候，实际上还指出了小说的另一特点，即它更是一部李准式的小说。这里有参照系的不同。第一个评价是把小说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来比较的；第二个评价则是放在中国文学之中来比较的。这两个特点在根本上说又是二而一的。对李准来说，尤其对《黄河东流去》来说，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是同时获得的。
《黄河东流去》体现了李准长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这种优势除了他长于写农村写农民，坚持现实主义之外，就是他对民族形式的熟练掌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是他善于塑造性格化的人物，运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这其中包括，精熟的白描，传神的细节，闪现性格碰撞火花的对话，“闲笔不闲”的议论和抒情，极富幽默感和平易家常的叙述调子。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又发展了新的风格因素。这主要是心理刻画和抒情性、哲理性的加强。
心理刻画的加强是从上卷到下卷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不只是描写份量的增加，主要是对心灵开发深度的加深。李准在小说中所作的是对中国农民心理的潜意识层的开掘工作。但他并不喜欢作静态的冗长的心理刻画，他让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波澜与社会外在情节事态的发展扭结在一起，让心灵走进情节之
中，不仅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心理特征，同时在全面深刻地展现中国农民的宽广世界方面是一种开拓。
提到小说的抒情性很容易勾起人们对许多篇章和片断的温馨回忆。李准说他“太热爱”他的农民兄弟了，这种情绪一直流露在他的笔端。《黄河东流去》不愧是史，更不愧是诗，面且有着浓郁的诗意。这是生命的诗意，是人情的诗意，是生活的诗意。小说不仅写了苦难，还写了难民的许多机智幽默的故事，写了他们的笑声。特别在写到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和乡亲邻里之间的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感情联系时，他忍不住由衷的赞美之情，即使在写到成了难民时的农家生活场景时，他也总会有生花妙笔解颐妙语。这种抒情性，使得难民的八年流浪史成了一支有血有肉的生命之歌。
对哲理性的追求是李准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十分着重的一点。《黄河东流去》就是产生于“‘思考的一代’的序幕中”。它是作家在思想解放时代思考的结晶，它的创作动机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作品中转化为对哲理特色的追求。小说哲理性的直观的具体表现是作家直接走进情节结构之中。抒情识论，其中不乏史评家的真知灼见，艺术家式的画龙点睛之笔。但主要的是作家对整个题材的哲理内涵的开掘。作家站到了历史的制高点上，采取俯视生活的角度，用现代意识去烛照历史。于是，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命运和灵魂，同时也找到了历史浩劫发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反映出李准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从李准在创作过程中对他的人物的热情和兴趣的变化，可以窥探到他在这方面的轨迹。
心理刻画、抒情性、哲理性这些创作上的新特点新因素，溶
入他原有的风格之中，从而使他的个人风格有了新风采。这种新的吸收和溶入，是作家个人走向成熟和整个中国文学走上成熟的条件和标志。
李准以《黄河东流去》的创作回答了当代文坛中许多引人注目、论争激烈的问题。因此，它所提供的经验格外值得重视。它有力地证明了：
第一，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由于它具有勤劳、坚毅、忍耐、恻隐和同情心，以及强烈的团聚力和人道主义，如李准所说：“只要这些道德精神存在，中国就不会像希腊、罗马、拜占庭和巴比伦那样成为历史上的一块陨石。”
第二，中国文学传统的生命活力。这传统包括古代文学的传统，它们并没有过时，问题在于用到什么对象上以及运用者怎样使用。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树不能不植根于深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以自己卓异的特色在世界文苑中争雄。
同时，《黄河东流去》也证明了：
第一，认识本民族，需要世界性的眼光，处理历史题材，需要时代的眼光，这就是说要有广阔的视野，站在时代的高度，有深刻的历史感。李准由黄泛区的难民想到当今世界上的难民问题；以现代意识来开掘历史，由对十年浩劫的认识来观照历史上的浩劫，作品的哲理深度正来自作家的思想高度。
第二，文学传统也是一个生命过程，它的生命在于运动．在于流动和革新。把传统精神和手法运用于新的创作实践本身就是运动，就要变动，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在继承中有创造。有创造的继承给传统增光，亦步亦趋的继承，使传统失色以至失落。无论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坛到个人都是如此。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树不能不从世界文学中吸取养料，在吸取和借鉴中丰富发展自己，完全的古色古香，与彻底的中国化、民族化，在文学上都是封闭主义、小家子气，而封闭和小气是没有出路的。
时间对真正的艺术品有利。《黄河东流去》并不是那种能够引起轰动的书。但是，我们相信，《黄河东流去》在我国当代人民生活中，特别是文学创作中，将会长时间地发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