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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的魅力。那么像上海张江高科这样的新的发展区域，它要打的什么样的牌。
我想张江要打的第一个是浦东牌，因为浦东是我们国家开发开放的一个象征，所以呢，我们要打的是一个浦东的牌，同时我想浦东它的意义在于第一个是一个开放的政策是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第二是一个多种的功能配套发展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浦东的话，它不仅有张江，而且呢在浦东的话还有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有外高桥自由贸易区，还有金桥的出口加工区，所以在张江的话就是打的一个浦东的牌。
沈先生我看您这个头衔特别有意思，叫上海张江高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对。
你这个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您相当于行政什么级别？
我想我始终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同时呢，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级别，我知道在上海的话，是在逐渐地是强调市场运作，淡化官本位，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企业喜欢上海，喜欢浦东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运作，它是根据市场的运行机制来做，根据企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来做，那么当然，现在政府的话，它会强调它的服务，强调对企业的支持，所以呢可能我不太知道是什么级，我觉得这也不太重要，那您这个开发公司能代行政府职能吗？
现在在张江的话，它用了一种新的机制，就是“一点二”的机制，就是首先张江是一个开发公司的运行，在组织规划就是实施这个园区的开发的功能，同时呢，张江又成立了一个陈良宇市长，周禹鹏和严隽琪副市长，各个委、办、局参加的一个领导小组，那么这个领导小组就是站在上海高新技术发展策略的这个高度，总体来规划来推动来支持张江的发展，同时呢，对下面有一个办公室，上海市和浦东对张江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予最大的授权，在一个楼里所有的章都盖了，在一个楼里什么事情都办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政企合一的一个机构。
这真是上海一百多年城市发展这种契约精神非常非常宝贵，我不知道，但是您回头见了梁局长是什么关系？
见了梁局长有两个关系，第一个是我们要遵守政府的法规，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政府的整体的规划来运行，那么第三个我要争取他的支持，我要尽多地把他拉到张江来，解决张江的问题，尽多地挖他口袋的钱，为园区的企业发展，来支持。
但是梁局长您要到张江去就比较别扭了，过去要是有个管委会，有个政府部门，您就可以政府和政府部门说发一个文件就完了，现在它是一个公司，或者叫一个商人，政府和商人又如何合作，同样又是一个新的模式？
刚才段总他说了中关村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事实上浦东从刚才开始，我们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浦东的发展不是一个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有陆家嘴，刚才沈总提的，有外高桥，有金桥，不同功能的区域，但是张主持，我们的做法都是说刚开始我们的政府模式，就是说委托一些权利，让开发区，那么政府组织呢，做一个刚开发，刚开始时候的准政府的组织，一直到2000年建立浦东政府的正式的政府组织，这两者之间是一种配合关系，我们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们的一切，可能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是服务于企业，我们没有自己的本体，所以您刚才一直问的这个官本位问题，我们可能更多是说如何让这个区域，不仅仅张江，金桥，外高桥的创新创业，更加红火，我们的经济更富有动力，这是我们科技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沈总来说我是他的仆人，是他的服务者，作为政府的园区办，办公室，它在行使一门式的服务过程中，更多的是全面的free of charge，就是免费的这样服务，但是很多人可能很难去tolerate（忍受），很难去忍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并不是因为过程更长，而是因为他可能熟悉他生物医药的试剂，他的试瓶，他可能不熟悉政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委托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做。目前呢在张江、在浦东很多民营机构都在作为政府的服务上能够使得这个过程不仅单是成为一个高的平台，一下到一个低地，而是中间充满了专业的服务，我认为这个可能作为一个区域的政府环境的造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使得我们整个区域的科技环境更加好，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局，我们是小政府大社会，有信息办的职能，有科委的职能，有知识产权局的职能，有科协的职能，四个职能合在一起16个人，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我到底多少利益被出卖了，我只感觉到，我可能有多少的企业，在我这么小的一个组织下，在那么多园区的配合下，成长起来，这是我的骄傲和我的一种欣喜。
你看过去这个京剧北京是发祥地，但是上海也唱京剧，上海一唱，京剧就形成了海派了，也挺受欢迎，那么您再看看上海这种形式，是仅仅适合海派呢，还是在全国可以推而广之？
上海的商业文化非常好，这种商业文化是市场经济里边的一个润滑剂，是市场经济必须的一个氛围，所以上海的商业文化应该是全国所有凡是想把经济搞好都应该学习的。
那郭先生除了您对中关村的感情之外，看到这么优惠的政策，这么好的服务态度的官员，会不会动心，在上海驻足？
我们在上海已经有比较大的投入，而且应该说跟上海市政府还有一些承诺，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项目去做，其实刚才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中关村着急，因为不管怎么样，自己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还是非常有感情的，还是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世界的焦点，整个全球的焦点，因为它确实蕴藏了非常大的宝藏，这个人才没有地方来比，包括硅谷，也比不了中关村的条件，它无法聚集这么多的人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非常希望它能发展壮大起来，因为只有它的发展壮大我觉得才能够真正能够看到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希望，所以我是觉得反过来讲它的压力就在于刚才段总讲的，就是这种服务的意识，比如说政策法规的条件来说，北京应该说在全国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执行起来，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的地位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们讲，中国的企业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中国的面向全国的企业，就是如果你不在北京肯定不行的，你一定要在北京有一个据点，有一个基地，但是北京的企业要想走向全中国，或者走向全世界，你如果不到上海，也是不行的，因为实际上华东非常大的市场，而且华东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确实我自己人在中关村，我是真的为中关村还是比较着急，因为我是感觉到上海的速度，确实比北京某些方面要做得好。
你看段总非常有意思，很多问题表面看可能是直接原因来自于政治，来自于经济，但是最后投射到都投射到文化层面上，那么现在中关村要大发展，是不是也有一个文化的瓶颈？
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支撑体系的问题，中关村是全世界罕见的这种创造力最凝聚、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罕见，刚才郭为说的，但是这种创造力如何发挥，这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支撑体系的问题，这种体系不建设，绝对没希望，第二个是创业文化的问题。
那是硬件，这就是软件了？
对了，那么一硬一软。
那么创业文化里头，中关村地区比较自由，自由地讨论问题，这种氛围是比较好，但是呢，中关村文化里头，整个普遍的，服务意识比较差，所以这个意识我觉得变不过来的话，中关村的创业文化里总是缺那么一块，这么好的资源，全世界都看重的资源，你说哪个大公司不在中关村开研发机构，我们自己如果不尽快用起来的话，确实是我们很着急。
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环境，要改变的话，还得一段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背景，文化状态，那么我们作为这里边的生存的企业，要营造自身的文化是适应它，还是要营造新的文化去改变它？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个作为就是说你一个企业你要创新，你还离不开大环境，如果大环境不允许的话，你创了半天你会失败的，但是你又不能向环境完全地屈服投降，还得不断地希望这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