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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在他主持下修订十余部大法那些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文，也弄不清他为锐意改革沟通中西而和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斗争的艰苦几何，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年代的久远，那实在有些过于复杂，或过于学术。但是，只要看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明白的这样一点：即几千年封的努力下废除的，就知道该是多么的了不起，他确实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伟大人物。晚年的沈家本在这二层小楼上著述立说，写下了35种190卷的《沈寄簃先生遗书》，和《枕碧楼日记》等一的批浩瀚的著作，是真正有理论有实践的大学问家。想起他在枕碧楼上写下的诗：“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可以看出蠖居小楼他的心里其实并不平静，阅尽春秋，是真的一种洞悉；与世无争，只是一种无奈而已。
站在楼上，沈家故居一览眼下。这是一座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都保存完好，屋脊翘起的鸱尾，有一处还映衬在蓝天中，是京城现存的其它故居中少见的。烟霭迷蒙中，能看到不远处是一片鲜艳的楼群，这座灰色沉稳而厚重的四合院与之对比，显得很是鹤立鸡群，仿佛两段历史在分割着空间，并不谐调地横亘在眼前的现实中
靠东有一条夹道通向后院，据老爷子分析是仆人住的地方。他说你可以到那里看看，那儿有一棵皂荚树，全北京也没有几棵这么粗这么老的皂荚树了。就是这院子和这楼最后拆了，这棵树也得保留！
我先去了主院，73岁的沈家本最后死在这里。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的辉煌，与他的失意，都在这里演绎。他是1901年应光绪皇帝之召，从保定府（那时他在那里任直隶按察使），回到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开始了他宏图大展的生涯的，在以后的十年里，他删削旧法，制定新法，可以说叱咤风云。他就是在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买下了这座当时被八国联军破坏得潦倒的吴兴会馆（他本人就是吴兴人），然后让它和自己一点点兴盛起来。如果没有以后保守派激烈的反对，也许，他和国家一样，都会更好一些。起码，他可以活得更长一些，这个宅院也会更长久保持一些生机。
如今，看那每一间房屋，都让我想起沈家本的一生，仿佛觉得他的一丝游魂和着清风与尘埃一起正在这里游走。现在我们会为他最后的成就而叹为观止，当初他是持续18年连考三次会试不第，一直到43岁才终于考中了进士，命运比《儒林外史》里范进强不到哪儿去。那时，他曾写下这样的诗：“曲巷自来车辙寡，懒随征逐少年场。”如果当时他真的就这样萌生退意，和他父亲一样退隐归家，我国的一位法学大家可就彻底没有了。看来，什么时候什么事，关键都在最后坚持的那一分钟之中。
我又去后院看了那棵皂荚树，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真粗，树皮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树的形象让人想起沈家本本人。
走出来，又碰见那位老爷子，他和我一起走出大院，站在门口聊起来。他告诉我大门还是当年的，门楣上还有当年的彩绘。但门前的景象变了，原来是八字门口，也就是门廊外左右是八字形的斜坡撇出来的，高台阶一阶一阶地越走越宽，左右都是空场，可以停车停轿子。原来门口对面有一个大影壁，你待会儿到那饭馆里看看，后厨房有一个高坎儿，就是当年影壁的底座。我对他说：那当年这宅子可是真够大的。他立刻回应我：赶情！照现在说他得是个部长吧，能和咱老百姓住一样的房子？再说了，他对咱们国家的法律有多大的功劳，不该住这样的房子吗？他死以后，后来的人就不行了，把房子卖一个倒大烟的，最后让政府给没收了。这好地方也得分人住！说着，他指着墙东边一块写着“沈家本故居”的牌子，又对我说：这几年才想起立这么块牌子了，以前根本没有想起人家，哪儿有什么人来看呀！
枕碧楼（2）
老大爷的话让我对他生出敬意。他说得没错，如今泛滥的清宫戏，那段历史显得离我们并不远似的。不过，在清末人物中，人们现在只知道慈禧和刘罗锅了；在民国人物中，记住沈家本的人就更不多。去年，北大教授李贵连先生出版《沈家本传》，是本非常值得看的书，我猜卖得肯定没有明星传记好。想当年，虽然沈家本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但他死后袁世凯还是为他的墓碑敬重题了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爱以书传。老袁尚能如此，我们怎么也应该比他做得更好吧？
记住一个人，有时并不容易。但是，真的要忘记一个人，就那么容易吗？尤其这个人为历史的发展与创造做出过特别的贡献。
松筠庵（1）
一把黑锁挂在杨公祠山门上，玻璃门窗后的布帘挡得很严实，趴在窗前，什么也看不见。门额被青灰涂抹，上面应该是“杨椒山先生故宅”几个大字，达智桥胡同12号的门牌很清楚，山门的右边有块写着“杨椒山故居”的汉白玉牌子，1984年立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走过来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都是外地人，看我站在那里端详大门，很好奇地看我。我问他们知道现在什么人住在这里面吗？他们说我们呀。怎么这么巧？我忙说能让我进去看看吗？小伙子很痛快地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让我跟着他走了进去，才发现山门已经变成了一间小屋，半间屋子放着一张木板搭成了床铺，另一半屋子堆放着凌乱的东西。窗户和门都用布或报纸遮挡着，四周幽暗一片，但从里面看，小窗和墙顶是以前的样子，山门前后两扇大门的痕迹还在。主人在附近做些小买卖，他告诉我是从街道办事处那里租的，以前这里是个小卖部。
我告诉他这里是杨椒山的故居，他们似乎对杨椒山这个名字有些陌生，我问他们：明朝的大奸臣严嵩知道吗？他点点头。我接着对他说：杨椒山就和是严嵩斗的大忠臣，宁死不屈，你们住在这儿可沾着他的仙气儿呢！他惊讶地说：是吗？我听出他的口音是河北的，告诉他们：杨椒山是河北容城人，和你们是老乡呢。他们高兴地说：真的呀！
走出山门，又愣愣地站在那里看了半天，然后拐进旁边一个小门，里面是一条窄长的夹道。靠西开着一扇铁门，正好从门后探出一个人来，心想进这扇铁门里面就是杨公祠的山门里面的祠堂，忙上前打听。他告诉我都住着人家了，你进院子里面再看看吧，没有打算让我进去的意思。我只好往里走，西边是一整面磨砖对缝的青砖墙，足有十多米长，尖尖的屋脊把高高的影子沉沉的压下来，如果判断没错的话，这就应该是杨公祠的景贤堂。我不甘心，回头指着墙问他：这屋子可真够宽的，院里面有屋子的后门吗？他一拍手，招呼我：干脆，你进来自己看看吧，平常我是不让人进的。
忙乐不迭的跟他进了屋，果然是景贤堂。高高的房顶已经看不见檩和柁，磨上了灰顶。但怀抱粗的圆柱，虽然都涂上鲜艳的红漆，依然是原来的。正堂呈正方形，前后各有四个圆柱，间距大约有3米，可以看出外面的廊檐非常宽，现在接出来成了屋子。最让我兴奋的，是发现两侧墙上居然保存完好5面碑刻，仔细看看，除一面是崇祯十六年的，其余四面是清乾隆、嘉庆和光绪年间，景仰杨椒山的后人刻上去的。这屋子很长时间一直是单位占用，这些碑刻才得以保护。那人还带我看看隔出来的一间小屋，地上放着一块断成两截长约两三米的石碑。可惜翻不动，你看不成上面刻的字了。他对我说。我说这已经很感谢你了。
接着往里走，过一个过廊，拐弯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的牌子，是宣统二年5月立的“松筠庵条规”，规定每年5月17日和8也16日为同乡和科道公祭之日，只准官员士子和医生进，商贾吏役优伶妇女均不得入内、租用或借座请客。自杨椒山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死后，他的这个故居就逐渐荒芜，后来变成城隍庙和松筠庵，清乾隆年间才开始设为祠堂，也就是说在杨椒山死后两百年，他才得以如此规模和正式的祭祀。一座废庙，才又香火鼎盛，怎么说，忠臣是不会让人遗忘的。
再往里面走，还有三个院子，最后的只有西房，前两个院里都有正房三间。挨门询问着街坊们，他们众口一词让我找前院住的老太太，她住的时间最长，兴许还了解些情况。前院三间都是老太太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