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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了，懂了！”植田像是生气似地喉咙大起来，“你是说只讲一句话，可怎么唠叨个没完没了呢？我去，我去就是了。这种事也该等吃完面条后再说，你瞧，面条全都胀糊了！”
当然，面条哪有这么快就胀糊的！植田无非是因为自已正想从从容容地再喝个痛快，八重子却来提醒他这件事，所以心里很不高兴。植田憋着一肚子气吃完面条，对小早川说。“就在附近通有电车的那条街上，我去一下就回来，你稍等片刻，回来后我们再开一瓶威士忌酒。”植田带着支票簿站起来走了。
“喂，别忘了带印鉴哪！”
“真噜苏，知道了！”植田象吼叫似地骂着出了门。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替他放在心上，简直是个大孩子。他倒还要摆臭架子！”八重子说。
小早川毕竟还年轻，他听八重子这么说真不知如何应答才好。八重子在丈夫刚才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松了一口气。
“光向你一个人借钱还是不够，他又去向熟悉的内衣商店老板借了五万日元。”八重子皱着眉头抱怨着说，这时她大概感到对客人讲这种话不太合适，便丢开了心里的不愉快，做出一副笑脸来。
“你是喜欢音乐的吧。从九点钟开始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呀听的。”八重子这么一说，小早川看了看写字台上那张晚报的广播节目栏，果然，关东广播电台在播莫札特的钢琴协奏曲。
“好。就听它吧，请打开收音机。”八重子说。
一只中型的收音机和座钟并排放着。小早川站起身来打开收音机，转动刻度指标。随着指标的转动，收音机里各电台的声音此起彼伏，不一会儿，对准了关东广播电台，可以听到c小调的乐曲了，这时刚开始演奏第一乐章，钢琴弹得沉重有力，大概是一位年轻的钢琴家在演奏，很有味儿。虽说是短短的三十分钟时间，但小早川与别人的妻子晚上在屋里相对而坐，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所以这更使他神经质了。倒是莫札特那特有的天使般的乐曲，不时把小早川从尴尬的气氛中解救出来。没一会儿，演奏结束，播音员正在报着电台的波长，就在这时，听到了室外开大门的声响。八重子关掉收音机，竖起耳朵静听，听到了植田的声音。
植田走进屋来，脸上发红，有点上火的样子，但是刚才出去时的那种不愉快情绪已经不复存在了。
“怎么样？”八重子问。
“遇见了。他让我多坐一会儿，但是我有贵客在家等着，还有美酒和可爱的妻子，所以我待了十分钟左右便回来了。晤，小早川君，你的那张支票写上了日期没有？”
“日期？哟……”小早川拿出支票一看，真是没有填上日期。
“我在那边也忘了填，被橱原君提醒后才发觉。今天晚上也不知是怎么搞的。”
“你喝醉了哪。”八重子说。
“别胡扯，我还没喝过瘾呢。你把乳酪和熏鱼拿出来。”
八重子出去后，植田除去笔套，用钢笔填上了日期，接着从书橱里取出威士忌酒。
“你瞧，这是‘老派儿’〔这是一种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商标名称，英文是“OLdPARR”，据说“派儿”是指活了152岁的汤玛斯·派儿（1483—1635〕。〕牌的。”植田说。
“啊，太令人高兴了。”小早川嚷遣。
象小早川这种战后的青年人，这天晚上还是第一次接触那么名贵的威士忌酒，他看着眼前这琥珀色的液体，不由得舔了舔舌头。
“的确，你那天晚上喝醉后，只好住下了。不过九点钟以后植田就外出过那么一次吗？”鬼贯问。
“哎，因为他外出回来后一直在屋里喝酒，他妻子也一起在场的。”
小早川好象很敬服植田，他对鬼贯在这种事上盘根究底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小早川眨眼睛的频率逐渐加快了。鬼贯装做不曾注意似地继续询问。他从小早川口中获悉，当时植田说去内衣商店而离开家的时侯，大概是九点零五分。
“植田回来时又是几点钟呢？”鬼贯问。
“这时莫札特的乐曲刚刚结束，所以大概不到九点三十分。”
由此可见，植田大概离席二十三分钟。假如植田是凶手，那么除了这二十三分钟他不可能另有机会去作案；而二十三分钟的时间是足够去青山作了案再赶回来的。所以侦查的焦点理所当然集中在这段时间内了。鬼贯觉得首先需要查明植田去内衣商店是否确有其事，其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弄清楚书房内的座钟到底准确不准确，因为伪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最通常的做法是拨动时钟的指标，在时间上让别人上当。
但是小早川这个青年人认真严肃地说道。
“座钟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和我的手表所指的时间完全一致。如果还是不敢相信，那么你可以去找荞麦面馆核对，他们送面条来正是九点整。
朱骛子的母亲见女儿回到了家，便为女儿忙这忙那的，侍侯女儿在饭桌前坐下后，问道：
“晤，情况怎么样？警方调查的结果怎祥了？”
朱骛子刚才利用午休的时间去见了鬼贯，打算探问一下下文如何。她去公司的时侯是怀着希望的，神采奕奕，相比之下，她回来的时侯却很沮丧，神色黯然，可见朱骛子是“出师不利”了。但是做母亲的还是忍不住，非问不可。
朱骛子没有马上动筷子吃饭，她那小小的脸蛋平时显得很天真，这时却像是老了不少。
做母亲的再一次问遣：
“你瞧，茶全凉了哪。警部〔警部是员警官之一级。〕先生怎么说？”
“……没有用。”朱骛子表情悲苦，像是把嚼着的黄连往外吐似的。
“猿丸先生好象也在怀疑副科长植田博人是杀人凶手，然而这个植田具有可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先生说完全无懈可击。”朱骛子对母亲说。
面对母亲失望的神情，朱骛子倒像是很起劲地说了起来，
“案件发生的时侯，据说植田君在新宿的自己家中请朋友喝威士忌酒。虽说曾经考虑过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万一时钟被人做过手脚了呢？然而连当时送荞麦面条去的面馆的时钟也核对过了，它们标出的时刻完全一致。”
“哟，这可为难了。”母亲说。
“植田这个人中途曾离席，到一家内衣商店去还钱，因为植田借过商店老板橱原的钱。这也确有其事，商店老板证明植田来还过钱。”
“我说阿骛哪，植田他不是有什么兄弟和表兄弟吗？要是拜托兄弟做替身的话，植田的朋友和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很可能会轻易上当，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现在的人哪，只要你肯出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呢。”
朱骛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她否定了母亲的好心分析，说道：
“你说的这一点并没有遗漏掉，已经调查过了，植田给他的朋友、给内衣商店的老板都开过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笔迹。而警部先生从银行把那支票借出来送到警视厅的检验室鉴定过了，确定支票上的笔迹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写。可见在家中饮酒的人，出现在橱原内衣商店里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换句话说，植田绝对不可能去青山高树町杀了人再回来。”
“但是，植田去还钱给那家内衣商店老板，这事毕竟有点蹊跷。也许植田确实是去内衣商店还过钱，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时间坐计程车驰往青山吗？”
朱骛子的母亲总想努力找到一条破绽，她继续无力地挣扎着。因为确认植田是凶手的话，隆吉就无疑能回到女儿身边来了。
“你说的这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从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内衣商店，只须六七分钟的时间。植田来回的时间和内衣商店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绝对去不了青山的！”朱骛子说。
植田是九点零五分从家中出去的，七分钟之后，在九点十二分到达内衣商店。植田和内衣商店老板闲扯了十分钟左右，给老板开了支票。老板留植田再聊一会儿，植田因为有客在等着，没有答应，向老板告辞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点二十八分。可见，即使雇了计程车植田也绝对没有往来青山行凶的多余时间。朱骛子想，举出这些资料给母亲听的话，只会把母亲的脑袋搅昏，所以就没再往下说。
“难道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不会撒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