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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比较注重讲“人祸”。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①
微妙的是，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②“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③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总结，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凸现出来。当然，会议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④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2）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⑤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⑥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