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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对外工作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调是比较温和的。大会之后，从毛泽东接受越南等国建议，愿意通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大家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想把中国同各国的关系弄得缓和一些。但缓和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底线是决不能对美国和，也决不能附和赫鲁晓夫。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的内容比较多，同时同意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因此受到赫鲁晓夫的表扬，同时引起几个亚非国家的不满。这件事使毛泽东大为光火。过后他反复提起此事，此事也在日后成为提倡所谓“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
还有一件事情引起毛泽东不满的，是所谓的“翻案风”。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主张要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但他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而1962年上半年的平反工作，随着深入的开展，已经在逐渐突破着这一底线。比如彭德怀6月16日、8月22日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中央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以做出正确的处理。这意味着如果对“否定三面红旗”的彭德怀进行平反，就表明彭是正确的了。无独有偶，七千人大会之后，在江苏有一些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另有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表示不满。再比如一些被平反的同志，他们变得更敢于讲话了。山东有个宋彩和，在平反时被表扬为敢于顶“五风”①的模范，平反后，受此鼓舞，他不仅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公开的批评，而且矛头直指中央乃至毛泽东。还有一些单位如国家机关党委，在一些所谓右派分子自己没有要求平反的情况下，而主动提出为他们平反。诸如此类的事情，似乎在超出毛泽东所能接受的程度，也违背了他的初衷，因而引起了他的警惕和不安。在毛泽东看来，这已形成了一股不分是非的“翻案风”。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今天来看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那些正确主张遭到错误的打压则在真实发生着。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大家在新的社会主义观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整体的思考，更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自觉的比较深入的反思。况且，那是一个社会主义至上的年代，人们坚信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认为惟有如此才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国家走向富强。在这一点上，中共领袖们的认识应该说是一致的，无从动摇的。问题是理论上这样讲，但在实践中却碰了钉子，如农民愿意自己单干，自留地就是比生产队的庄稼长得好，合作化时期或者合作化以前的农作物产量就是比人民公社以来的产量高，因为懂技术的人不敢讲话，就上了很多不该上的项目，以致后患无穷。这些问题究竟怎么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大论题。就当时身处其境的人们来说，每个人接触的事物不一样，他们的感受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从大的方面讲，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毛泽东经常地反复强调的。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认为那都是“五风”造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究竟要在什么地方有别于苏联模式，当时人们的认识并不深入，何况所谓苏联模式在当时，亦被看作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追究到具体的人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自然彼此也就不同，往往出现比较矛盾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比如陈毅，在广州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被人们传为佳话，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则对王稼祥提出的外交新思路率先提出批评；如邓小平，在平反问题上大刀阔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支持周恩来、陈毅的主张，但对李维汉的统战思想则提出批评；此外，党内不少干部支持包产到户，也有不少高级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少奇等在进行一系列实践探索时缺乏系统理论的有力支撑，故而当争论发生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到底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时，刘等表现得有些理短，只能用现实中的困难来抵挡。于是当毛泽东证明形势已经好转，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如此刘少奇等也就无话可说了。王稼祥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对外支援要量力而行的主张，其基点也是建立在为缓解国内困难形势之上，因此当毛泽东等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时，王稼祥的意见也就很容易被看成是错误的，不带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权宜之计。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
本来，在工作中大家存在意见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同的思想可以到实践中去寻求验证和统一。但不幸的是，如此多的、巨大的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却发生在总是以姓资姓社划分思想路线界线、党内又缺乏民主气氛的年代，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探索，许多大胆的尝试，被冠之以错误路线，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打击。
1962年的新气象就这样夭折了，七千人大会萌发的民主探索精神中断了。短暂的1962年的春天过后，形势再度发生逆转，中国这列载着6亿多人口的列车，开始朝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通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行驶而去。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1）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①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