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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对于国内面临的极大的经济困难，他很是着急；对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四面受敌的情况，忧虑得不得了。王稼祥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但会议发给他的文件、各种简报材料，他都认真地阅读了，尤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深受鼓舞，④于是他支撑起病体，一面找材料，一面找中联部的一些同志进行讨论，于2月27日牵头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随后，又主持撰写和审定了两份文件⑤，陈述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不要四面树敌，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其基本方针，是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思路，后来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
在统战工作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常年同全国各界人士打交道，他深感他们是爱国的，但近几年来，党在统战工作上存在不少错误做法，对他们“敷衍应付”多，要么是“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受沐于七千人大会的春风，在1962年4、5月间，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会议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①今天，当我们看到200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强调“团结和民主”是全国政协会议的两大主题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42年前，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主张的方针，是多么的富有远见，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李维汉是何等的敢想敢说了。但是，同样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也被指责为“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②李维汉因此受到批判。
七千人大会带来的新气象，还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即为知识分子赔礼道歉、“脱帽加冕”。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就又重新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大跃进”期间，不少专家学者更被当作“白旗”拔掉，搞得知识分子不写文章，不讲话，或者只是讲好，决不讲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期间修了许多水库，不少水库不讲科学，造成土地沙化，有的一涨大水，还得动员人力挖掉，或者用炸药炸掉。这些沉痛的事实与教训，引起中央的反思。1961年，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开始进行一些调整，但在指导思想上，仍没有彻底改变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知识分子依然心情压抑，顾虑重重。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一个月内，陈毅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元帅诗人，经周恩来同意，在广州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历次思想运动的缺点。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斗争，搞得人感情很痛苦。”“伤了感情，伤了和气。”“我是心所畏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呵！”
在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时，陈毅提出要“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他说：“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文化界、作家，他们中间大多数，基本上跟共产党方向是符合的。五四运动以来便是这样。”“为什么12年以后，这些人中大多数又有了新的进步，而我们有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做鉴定？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 他还说，党的工作者对待知识分子要有三顾茅庐的勇气，要像刘邦一样“倒屐出迎”，改变霸王的态度。霸王是要“别姬”、被逼死在乌江的。③说到激动处，陈毅向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表示歉意！陈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至此终于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反响强烈。35年后，黎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参加大会的文化界代表大都住在新侨饭店，同开文艺理论会的人同在一个餐厅就餐。餐厅里挂着欢迎代表的横幅，正中放着巨大的花篮。代表们春风得意，如金榜题名，重获解放似的为能属于劳动人民而欢欣鼓舞。”④
令人鼓舞的还不仅于此，1962年5月23日，文化部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社论是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写的。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同志觉得这些年，文艺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尤其是过去着重“反右”，忽略了纠“左”，纠“左”很重要。但“左”在哪里，如何纠法，社论初稿几经修改，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显得四平八稳。这个初稿送周扬审阅时，他开口就说，这稿子不行。于是修改后的社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①
但4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篇社论就被冠以“全民文艺”的罪名，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列在一起，受到了批判。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②这是陈毅构想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但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反映在政治领域，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高潮。1961年6月、11月，中央曾先后提出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一态度。但因为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甄别工作进展缓慢。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专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指示在县以下的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要“一律平反”，即使有轻微错误的，“也不留尾巴”，事实上是一风吹。邓小平这一指示下发之后，各地加快了平反的步伐，截止1962年8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600多万人。受此影响，县以上的平反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如各省委、各部委的不少所谓“右倾”分子也都得到平反。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怀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此外，中央统战部也提出了对1957年划成的右派进行甄别的问题，国家机关党委对此还进行了试点。这意味着，在全国上下各个层面的平反工作，都在迅速深入地展开着。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3）
新的局面，新的气象，的确十分活跃，令人欣喜。中国似在朝着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奔跑。但这种势头，仅仅保持到1962年7、8月间，便戛然而止。
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调整越全面、越深刻，便越触及更为深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如何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越大，就越强烈地影响到决策层面的行动。
还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到“西楼会议”和中央5月会议对形势进行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