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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不真实的。所以使刘少奇最为恼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盖子。他说：一直到我参加你们的会，还是吞吞吐吐，不肯揭盖子。别的省老早揭了盖子，所以工作就转变早一些，经验教训也好一些。这是安徽跟其他省不一样的。
刘少奇还讲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安徽的问题，中央早有察觉，1961年春在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从安徽调查回京就知道了，但是，中央一直等着安徽自己来揭。刘少奇本人为此事也同曾希圣谈过，暗示他自己把盖子揭开，实事求是地把严重问题倒出来，但是一直到安徽有人给中央写信，曾希圣还没有主动检讨。
对于安徽的死人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他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刘少奇最露真情的话。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当然，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①，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②
曾希圣被免职之后，无疑是很痛苦的。本来没有免除他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曾经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闲得无事可做，他会想些什么呢？对安徽死了那么多人，他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最近出版的一部有关曾希圣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说，他曾表示“非常抱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安徽人民，对不起安徽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心里十分沉痛”。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当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速度，曾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上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4）
如前所述，在大会出气阶段，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林彪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各省活动，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是一个不大的省份。尽管如此，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也达166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南安人，华侨家庭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他留在闽东坚持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官至兵团司令。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职务由省委副书记升到第二书记，再到省长、第一书记。参加七千人大会时，他48岁，正逢壮年。1958年，毛泽东为炮击金门曾把叶飞召到北戴河，面授机宜，并嘱叶飞与彭德怀一起指挥金门炮战。叶飞只是一个上将、福州军区政委，彭德怀乃是元帅、国防部长，他怎敢和彭德怀一起发号施令，为难的不得了。后来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①，才使这一尴尬局面得以摆脱。可以想见，毛泽东对叶飞十分信任。
但这次大会，安排周恩来到福建组，叶飞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同其他省份比，福建虽然不是重灾省，但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尤其闽西情况比较严重。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60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公共食堂竟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②1960年4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进入闽西，发现“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心情很是沉重”。③1961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④真乃凄凉一片。当时的福建副省长梁灵光后来证实：“广大群众因营养不良普遍患了浮肿病，闽西地区非正常死亡比较严重。”在政治方面，几年来福建在反“右倾”、反死官僚主义、反“地方主义”问题上，也伤害不少同志。因此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在会上建议中央派工作组到福建，把福建几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不管是南下的、地方的，新的、老的都要平反。可见，福建一些同志心中的气也是蛮大的。
在出气会上，三明地委书记张维兹、福州市委书记郑重、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等先后发言，他们讲本地存在的问题，批评省委在工业、农业上的瞎指挥。如张维兹在三明筹建钢厂时，因省委的计划不断变化，钢厂的规模只好不断调整，致使工地一片混乱。叶飞来到钢厂视察，看到工地混乱的情况，又听到他讲工程的困难，即勃然大怒。这个会上，张维兹把省委的瞎指挥以及心中的不平讲了出来。
叶飞审时度势，他在大家讲完之后，积极检讨错误，讲了因为失误造成的损失。想想所付的生命代价，以及今天的巨大困难，他动了感情，潸然泪下。叶飞态度比较诚恳，认识也较深刻。他在会上表示，大会后要抓紧甄别、平反工作，并向被平反者赔礼道歉。叶飞的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伍洪祥撰文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叶飞进行的自我批评，“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⑤张维兹也说：“大家听了叶飞诚恳的发言，也都动了感情。”⑥
因为叶飞积极主动的自我批评，加上福建还算不上重灾省，周恩来在福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他说，大家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今后，“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⑦福建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叶飞对周恩来的做法十分感激。
朱德所去的山东组，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已降职调往他省。这个时候，省委第一书记是谭启龙。谭启龙，当年也是48岁，江西永新人。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也是兵团级职务。与叶飞不同的是，他任兵团政治委员。1961年初，由山东省省长升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就任第一书记时，全国“大跃进”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上任后的任务主要是救灾抓调整。所以，在“出气会”上，谭启龙的压力应该说并不是很大。但在整风整社时，全省还是批判、斗争、处分了数千名干部，产生了面宽、量大、处理重的问题，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山东的同志对新省委，也还是心中有气。他们要求省委认真进行甄别，迅速清理冤案，对被批判斗争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平反。
谭启龙针对大家的意见做了检讨。他说，一是1960年10月整风整社，机械搬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