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陨隙韵拢３Ｇ崧史⒀裕硎疽饧ぷ髟斐刹簧偎鹗АＭ跞沃鼗顾担肿芘烙腥烁扇胖飨枷胂颉白蟆崩揖褪瞧渲幸桓觥７从沉艘恍┎缓鲜导实那榭觯癫痪褪歉扇帕酥飨枷搿�
从王任重的检讨来看，他认为一些大办和“左”倾蛮干他有责任，但最值得指出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对上对下，常常轻率发言，反映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这一点在“大跃进”初期，湖北的表现的确比较突出。
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万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王任重后来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1958年我们天天登报，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王任重的话，讲得比较实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又把它讲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外，湖北在1958年向中央报粮食产量是450亿斤，其实只有197亿斤。这大概就是王任重所说向中央反映不合实际情况的内容。因为向中央多报了数字，在1959年春，湖北形势恶化起来，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此时的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做了检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恶化的形势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发展，湖北大量死人是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
1960年7、8月间，湖北重新认识错误，并号召层层揭盖子，到1960年11月，省委专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工作，请大家提意见。
总的看来，湖北曾经很“左”，但煞车较早，并不断做自我批评。不过，这次出气会上人们进一步提出：“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检讨以后完事，我们担的是实担子，大会批评，小会斗争，撤职，开除。”王任重对此多少有些意外。他为此再做自我批评，他说：湖北犯错误最严重的时期是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省委搞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地对不少同志进行了批判。湖北的这一斗争，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他针对“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问题，表示要对处分错了的同志平反，其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省委来负。王任重特别提到“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这席话，是“出气会”基本精神的体现，层层放担子。这样一来，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王任重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时，他说：客观原因是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主观原因是缺乏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此外有急躁情绪，总是嫌慢了，怕落后。
王任重的检讨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深度，湖北的同志也相对满意一些。若干年后，他的同事回顾这一段历史说：“错了的事，他勇于担担子、改过，不诿过于人……到1960年全国还在困难之中时，湖北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任重同志对工作中的失误，认识得快，改得坚决。”他们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中央办公厅得知这一消息，大发雷霆，对武汉市委要给予处分。这时的王任重出来代市委承担责任，事情得以化解。这又反映了王任重敢作敢为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另一面。
广东的检讨—广东省委检讨说，这几年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
“大跃进”初期广东也是一个浮夸大省。1958年11月，他们向中央报喜，广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多斤。后来的广东比较稳一些，1960年他们对信阳经验没有推广，并做了严格约束，虽然也出现一些扩大化问题，但比较轻。这也是广东省委比较自豪的一个问题。广东省委关于丢掉两个优良传统的说法，也算找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吉林的检讨—吉林是“大跃进”期间稍显平稳的省份，也是全国没有饿死人的少数几个省之一。仅举一例便可证明。比如：1958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吉林平均粮食作物亩产237斤；而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已相继报道安徽、河南、江苏、湖北成为千斤省，在这之后，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多斤。透过这些信息，可以看到吉林的可贵之处，在一片浮夸浪潮中，吉林能够保持低调是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即使是吉林的低调，也存在很大水分。这个237斤，实际比上年增产达45％，是否浮夸，一看便知。但对比前面提到的各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产”吉林还算“实际”些。但吉林也仅仅是没有饿死人而已，经济建设还是遭遇了很大挫折。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检讨中说：四年来经过三个反复：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省委1958年11月召开过一次思想混乱的会，会上提出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吃的方面实现按需分配，强调拔“白旗”等等，1958年郑州会议以后，1959年上半年情况显著好转。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反右倾的斗争，搞到基层扩大化了；1960年4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一方面纠正“共产风”，一方面又布置过渡试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十几个大办接踵而来；高指标没有降下来。加上天灾，这年的农业大量减产。
这里吴德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第三个反复是什么。分析起来，这第三个反复很可能就是指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又伤害不少人。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3）
浙江的检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头脑发热，下边不少同志甚至还要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毛泽东发出纠“左”的指示以后，有些地方竟顶着不办。四川是一个，浙江也是一个。2月6日，浙江省委在检讨时说：高指标、浮夸风，主席六条指示下达以后，仍自以为是，5月，又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浙江是这样，柯庆施在检讨中也说，“每当主席、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总怕退得太多，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柯庆施所谈，恐怕也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着急、怕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弄巧成拙，想快反而慢了。当然也不乏摸不准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陶鲁笳后来回忆说：总的看，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矛盾心理，也是下边不能立即贯彻纠“左”指示的原因之一！
综合以上介绍，各省委书记的检讨，大体给人这样一些印象：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8年—1959年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无论哪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坏了，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1960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1960年10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非正常死亡很多人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灾”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