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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5）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中央决定制定7年计划，是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但对眼下；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火烧眉毛的粮食问题，必须即刻解决，容不得半点拖沓。
3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因为粮食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才下大决心精减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国家手中的外汇不多，又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
因此，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中央心急如焚。
中央着急是一回事，而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相反，中央感觉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或者说，强调自己的困难多了，全局意识差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相当普遍。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
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3亿5000万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了。按这种情况进口粮食，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如机械设备、化肥、有色金属、橡胶等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邓小平直通通地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字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
邓小平的话，如重锤一般，砸在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上。
他接着说：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一句话，大家努力完成。
邓小平讲完1961年的情况，没等各中央局书记喘口气，连珠炮似的又讲到了1962年的任务。他说：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邓小平讲完，刘少奇望着大家说：这三个数，怎样下决心？
下边是一片沉默。
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论心情跟中央是一致的，若从本地区考虑，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他们也要落实到省里。若是不接受，邓小平已经把话讲得这么重，不接受也很难过关。怎么办？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从华东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上调任务，除福建外，都保证完成。在粮食问题上，我深感进口粮食不是办法。
讲到这里，柯庆施又把话锋一转：但是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
笔者相信，中央领导听了柯的这句话，心中的弦肯定绷了起来，第一炮就要卡壳。不过柯庆施接着讲的是：他赞成150亿斤，但是华东上调的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看来柯庆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虽然赞成150亿斤，但却要求减少华东的上调数字，实际上这球又踢给了中央。但从中央来讲，不管怎么说，柯庆施总算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所以他们还是舒了一口气。
柯庆施开了头，其他中央局第一书记除宋任穷外，均按柯庆施的口径，表示今年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明年拥护150亿斤，但又不敢打保票。一致强调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表示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
这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6）
会议的末尾，邓小平表示，下来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听听毛主席的意见，就算定下来了。
过了两天，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突出的感觉是：空气有些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那么这个思想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会议之后，由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通知。
11月15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③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厂长、党委书记们由此有了和毛泽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