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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由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也没有①。他要讲些什么内容，与会者只能在心里猜测并期待着。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些什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过，这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刘少奇讲话的大意是：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在毛主席大会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加进 “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所以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是根据大会的情况以及几年来的深刻体会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的讲话也是一个口头报告。后来中央下发的他的讲话稿，就是依据记录稿整理的。
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讲话寄予很大希望。
虽然，刘少奇在1月27日对书面报告的解释和说明，是整个大会的重头戏，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解决人们不少的思想问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更想知道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在战争年代，每当中国革命遇到困难，或者人们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毛泽东都能高屋建瓴，及时指明方向，带领全党变被动为主动。他的许多理论名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如今已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重大挫折，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七千多名中共高、中级干部屏声静气地翘首以待，期待他再一次拨开云雾！
1月30日下午的大会，只安排了一个议程，就是毛泽东讲话。大会由毛泽东自己主持，自己讲话。
毛泽东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要讲几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的题目一亮出，使不少人感到意外，觉得毛泽东要讲的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的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
还有的说：“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
邓力群也说：“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当然他们也谈到，毛泽东讲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也很重要，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是邓力群，他说：“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大会发表一篇针对性更强的讲话？为什么没有正面回应与会者所关注和期待的一些热点问题？他是在回避作出具体的判断吗？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
从客观上说，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正像他自己在大会上所说，没有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在会上介绍的一件事，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1960年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虽然已经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缺乏经验，应该是毛泽东讲的真心话。
对于战争的规律、朝代的兴亡交替，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浓厚兴趣，以后他在战争第一线摸爬滚打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并注意进行理论总结，摸清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加上当年党内民主气氛好，言路比较畅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也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便带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很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更不可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尽管他很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但结果还是基本按照苏联模式来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比较关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结构来建设社会主义。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苏联更强调计划经济的精确性，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苏联更强调专家治厂，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①当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向书本求教，向苏联和斯大林的经济教科书求教，却没有意识到首先应当弄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在向书本求教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61年他开始提倡调查研究，到实践中发现并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如此，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仍觉不很摸底。他在讲话中强调这次大会总结经验还是初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些事情还待实践来检验。所以，在大会上，人们期待毛泽东像建国前那样高屋建瓴，讲出一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来，的确有些不太现实。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他将“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央只有一条“总路线”，而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在一般意义上说来，有了一条“总路线”，的确需要一套具体的政策相配套。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意去想这条“总路线”本身就值得商榷，“总路线”有问题，具体政策又从何谈起？在他领导下，自1960年起，从中央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从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看，确实发挥了作用，不少问题都在解决中。对此，毛泽东可能感觉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了，就按刘少奇的报告去做就行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一贯的大气磅礴，一贯的一针见血，未能重现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2）
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对于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况且刘少奇刚刚在大会讲过，他不便又讲，也不太好讲。在一个大会上出现两个主席的不同声音，这毕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
那么毛泽东的讲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分量呢？他所谈到的是不是属于当时的重大问题？又该不该在大会上讲呢？客观地说，以毛泽东的敏锐，他还是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他的身份和理论素养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个高潮。所以尽管当时不少人觉得听着不过瘾，但不能否认他的讲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团结全党，解放思想，调整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为数不多的比较有分量的一篇讲话。
比如，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便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大跃进”运动期间，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泛滥成灾，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右倾的帽子，拔人家的“白旗”，使人不能讲话，也不敢讲真话，所以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纠正这些错误期间，有些领导同志不愿作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他人提意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不让人讲话的专断作风在有些部门依然存在。而那些受过委曲的同志则心中不快，这必将影响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因此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今天，他又就这个问题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度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