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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已。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内容了。于是林彪做出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也丢在一边，根据他最新的观察、体会，自己“拉条子”，写提纲，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他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是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在大会上的即兴讲话可以看出，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
林彪在大会上，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按常规，他并不负责党的工作，这一部分内容应该由邓小平来讲，林彪只需主讲他负责的军事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恰恰在党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讲了不少很有“创新”的内容，一些提法之“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为之震惊不已。
首先他对会上议论较多的热点“三面红旗”问题，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彪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泽东的创造…引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2）
如果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不正视几年来国民经济遭受的重大挫折与“三面红旗”的关系。比如“总路线”，一直强调“速度”是灵魂，只强调“快”，忽视了好和省。“大跃进”，顾名思义也是强调高速发展，因为中央下达的指标过高，下边就开始浮夸，浮夸上来的数字，又被中央接受，在虚幻的高数字下构造经济计划，反过来又指导地方工作，以致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盘，农业上使人没有饭吃，工业上劳民伤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大跃进”，大跃退还差不多。至于“人民公社”，更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认为，“大跃进”这面旗子不太好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因此在他们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第一稿中，只说“三面红旗”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实际上，就连毛泽东本人，虽然一直没有松口，坚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自1961年以来，或者说自出现极端困难的局面以来，他一直没有对“三面红旗”给予比较充分的正面的阐释。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多少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林彪抢先亮出了态度，对“三面红旗”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的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已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
林彪接下来，还有惊人之语。他说：
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在中央所有同志的讲话中，没有一个人把自然灾害提到像林彪这么不适当的程度，从1959年到1961年确实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但绝没有林彪讲的什么特大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的程度，也是林彪的一大用心。林彪还说：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付学费”的说法，虽然不是林彪的发明，却被无限放大到如此极至！一年多来，困难形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包括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于全国出现的困难形势，认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不断地作自我批评，当然他也不断地向党的高级干部们说，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今天，林彪居然提出一个连毛泽东也难于启齿的说法—“付学费”，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孰知，在“付学费”的名义下，任何主观上的失误，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就都是不可避免，都是可以原谅，而不必加以追究的了。显然，用“付学费”的说法，是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是对党的工作的不负责任。
在这天的讲话里，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些要加强团结的话。他说：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难道有人破坏了党内的团结吗？而且是最首要的问题。肖冬连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