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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少使与会者感到意外。几十年后，当时亲历会议的一位广州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回忆：
“刘少奇同志讲话，按照我的经验，准是宣读定了稿的报告，那会发文件的，我做不做记录关系不大。不料刘少奇同志没念稿子，而是阐明报告的精神实质。他的湖南口音，我一时适应不了，终于适应了，才奋笔疾书起来。”③
可见，与会者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手中没有材料，尤其刘少奇讲的很多都是书面报告以外的话，又充满感情，回答的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所以人们个个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点内容，全场一片肃静。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讲话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拿。
本来，早在14天以前（1月13日）就已决定，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大概是一直忙于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工作，顾不上准备口头报告的内容，或者说书面报告不写出来，口头报告也不那么好谈，所以一直到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书面报告以后，26日下午，毛泽东才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口头报告的内容，并决定27日下午4时开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27日上午，毛泽东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2时开始。
刘少奇争分夺秒连夜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日下午大会开始前，刘少奇拿出提纲，送给毛泽东等审阅。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吴冷西没有说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毛泽东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是昨天常委会定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面对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毛泽东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了湖南腔，便讲了起来。
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虽然刘少奇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昨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刘少奇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2）
刘少奇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书面报告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准确与否，直接关系人们对过去工作的认识，乃至对中央的决策能否认同。所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首先向大会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
事实上，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层次的官员，表面看来他们只了解本地的情况，对整个中国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其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了解大体上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形势是严峻的。问题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是一回事，能不能从中央的口中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则是另一回事。刘少奇的讲话没有令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不粉饰，而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向全党承认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困难形势。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官员，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若干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党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①这个话得到了历史的检验！
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在反复追问，中央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1961年春，刘少奇曾到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从那里的了解的情况和他从汇报中得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他从汇报中听到的所谓“万头猪场”，进去一看，只有几十头皮包骨头、无精打采的猪；被誉为先进的“红旗大队”，原来是连年减产。在他的家乡，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都存在，人民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饿得浮肿，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极其焦虑地说：“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湖南之行，使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的感受。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尖锐的判断，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人祸”。1961年5月，刘少奇在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这个观点，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这样判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运足了勇气讲的。至今我们不了解刘少奇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否也是心潮起伏、辗转反侧呢？讲什么，不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肯定也是作了不少思想斗争！最近，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张维兹回忆，在出气会上，讲不讲真话，他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