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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还说：我感觉国家和地方，整体和局部，全局和部分，集中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现在是矛盾的，还相当突出，不能回避。大家口口声声都说拥护中央，这不算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停滞多少年。矛盾怎样解决呢？解决的办法是：集中统一，全党讲全局观点，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改，也比各自为政强。现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讲的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中央各种会议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开。他还说，只要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搞通了，再把县委搞通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是工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普通党员的问题，弄虚作假，说假话，怕当老实人，主要是干部，包括省，也包括中央的部。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讲得既严肃又厉害。在他看来，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相当突出，很多县以上的干部，缺乏理想和大局观念，致使小天地太多，分散情况严重，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因而，他情绪上也比较激动。邓小平自己说，我好久没有讲这么厉害的话了。调整很费力，如果天天斤斤计较在细小的枝节上，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困难，人民群众的埋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觉得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样的心绪，一方面使他们克服了盲目的作风，变得谨慎务实了；一方面也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产生了畏难情绪。其表现形式是：对中央上调的产品、下派的生产指标总是讨价还价，向中央讲困难多，要救济多，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4）
中央认为，地方开始出现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换句话说，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实际情况是，越在困难时刻，越是需要中央的集中指挥，安排生产和调配物资。而要顺利调整，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会议的近因之二—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极端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有些问题需要由中央做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一些重大失误，则需要中央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比如，1961年各地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在传达5月北京会议时，几级干部都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关切地问：这几年到底是个什么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浮夸？为什么造假？希望有个水落石出。
还有人问：缺点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有相当普遍的人不敢讲话？对于“共产风”，中央一再纠正，为什么纠正不了？
甚至有人针对“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产生困难原因的说法提出质疑，问“天灾”和“人祸”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讲，并没有解决。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社会主义并不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过去是否强调主观能动性多了？
还有不少人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解：比例究竟是否失调？说失调是不是反对总路线？计划问题，中央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现在的指标又在一股风似的减，是否都要如此。究竟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既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涉及党犯错误的原因、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么搞，这都需要中央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在人们向党提出种种困惑的同时，人民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不少人认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越是高级干部，这样的想法越多。而几年来，只是地方在做自我批评，尤其是县以下处分了很多人，这是人们气不壮的原因之一。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在邓小平等提出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时，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扩大到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要在这个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把问题讲清楚，中央做自我批评，向全党交心。有关这个决策过程，在有关会议的直接起因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会议的近因之三—应对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中间经历了不少曲折。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困难形势严重暴露出来，毛泽东等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这时的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势如水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1960年11月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就是苏中双方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产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公正地说，周恩来是带着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态度前往的，决不是去挑衅的。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受“猪湾事件”⑤胜利的鼓舞，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他认为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领头人美国很有办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苏共二十二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在大会上向中国发难。
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七千人大会会期28天，主要讨论国内问题。按通常情况，苏共二十二大刚刚开过，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一定要由周恩来讲一讲国际问题。此前，中央的小型工作会议，曾用很长的时间谈苏共的二十二大，谈国际形势。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也曾提出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讲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但后来周恩来没有向大会作这样的报告，整个大会都是专心致志地讨论国内工作。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是把对赫鲁晓夫的怒火强行压下，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同志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