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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从制定到实施，无疑是反复征求了意见，并通过4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从制定《纲要》的出发点来看，是好的。它从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规划，想得很周到，规划的前景也令人向往。1956年1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进行说明时强调：“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纲要“就是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制定的。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好的，是符合农民切身要求的。为使广大农民了解《纲要》，中央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纲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纲要》一直被认为“对于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于加速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 “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①，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当年有一首诗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征求意见，又经过4年试行才正式实施的《纲要》，刘少奇在这次会上竟说书面报告不提了，还说提出的时候调查的不充分。究竟为什么呢？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3）
我想，基本原因主要还是刘少奇讲的，《纲要》提出的四、五、八很难实现。此外，从《纲要》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反“反冒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纲要》进行过反复修订，又拿到中央全会、全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因其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产生的，各项指标偏高，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再将它作为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很难收到较好效果。所以，刘少奇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刘少奇还有一句“也不取消”，但实际上，“不提”了，也就弱化了《纲要》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对于这一决策，柯庆施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曾质问，《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不提《纲要》的。
我们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1963年，基本没有再提《纲要》的话题，从1964年起，经济已经恢复，《人民日报》对《纲要》又开始有所报道，但已经不再强调是“伟大纲领”了，只说是某地在某方面实现了《纲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
危机的爆发，警示了毛泽东，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缩小公社的规模，将人民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万多个增加到近6万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采取这些措施，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问题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这同以前的构想有了很大区别！
刘少奇在解释书面报告涉及“一大二公”时，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还要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全党面前有个交代，以引起全党的重视。虽然刘少奇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但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现在只好不提了。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这三个“不提”，反映的是中央决策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实现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策略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他还谈到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谈到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后来刘少奇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涉及，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却展开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针对董必武提出的“任务和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谈了他有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和党的政策的关系的看法。
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粮食问题。中央的政策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中央给各地下发了“数额较大”的粮食征购任务，但农民不愿意拿出这么多。如果强调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如果强调政策，就不能完成国家的任务。所以政策和任务在这个事情上有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