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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11月3日，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
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1960年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大力纠“左”，1961年初又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深入纠“左”。
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但“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1961年初，决策者还是没有认识到1960年因为保“钢”，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1961年钢的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
到了3月广州会议，虽然知道一二月份的生产情况很不理想，但还是坚持要保1800万吨钢，没有提出应该退下来。
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就会出现“溃退”了。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的庐山会议，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
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3）
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仍然存在着队与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不久，又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意见很大，因此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了解，认为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还是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将分配权下放到小队，解决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在工业方面，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改变了企业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条例。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行各业的条例有了，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怎么办呢？为了克服气不够壮的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7年计划，而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把7年计划搞好，大家的气就可以壮起来了。3年调整壮不了气，7年计划总可以把气壮起来了嘛。按照一个目标来办事，看到一个兴旺的气象，就不会灰溜溜的了。
制定计划，就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解释。他说：谈到有希望的问题，我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总要有个奋斗目标。毛主席的方法，过去他多次跟我们讲，我们在座的同志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了，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打了一仗以后，要提出第二仗的任务，办完一件工作，也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不断地引向胜利，不断地引到发展。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奋斗目标。
为了制定7年计划，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迅速行动起来，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
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几次讲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中央的感受。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要向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前途，翻不了身。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集中目标攻击，这日子能过呀？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没有希望。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工业会议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远也上不去。问题是不谈这些，就没有希望，不仅明年没希望，就是长远也没希望。讲觉悟，讲志气，讲整体，讲全局观念，我们党过去总的是好的，几年来，特别是今年，突出暴露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还说：我感觉国家和地方，整体和局部，全局和部分，集中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现在是矛盾的，还相当突出，不能回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