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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举还是不举？
“三面红旗”，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复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庐山会议之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认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因为批判彭德怀的缘故，这三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被并列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旗帜，开始大树特树。不久，又称为“三大万岁”。到1960年初，《人民日报》社论更是将此誉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到的“三大法宝”，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61年起，大概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太超越实际情况了，而改称“三面红旗”。
现在来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距那时也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就以为找到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实有点过于自信。问题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时，毛泽东提出将来他“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结果仅时隔一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便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为此进行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如何解说“三面红旗”就成了一件令人关注的大事。毛泽东认为指导思想没有错，只是缺乏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七千人大会下发的中央书面报告稿，也基本是按照这一基调上来阐述的。报告说：
三面红旗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用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空前大试验……
……几年来，我们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引导我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将来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旗帜。对于三面红旗的意义，应该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能只从一个局部或一段短时间的工作来估量。这三面红旗当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受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过去这几年的经验使我们更有把握地说：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符合于我国实际需要的。
但大会在讨论时，并没有因为“三面红旗”的敏感而不敢触及，相反，这是大会的热点之一。
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报告对“三面红旗”的估量，认为应该以整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还有的说，“三面红旗”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定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发了总路线的无限生命力。这是会议的主流看法。
对于这种主流看法如何理解，笔者带着疑问曾在访问十多位参加会议的同志时，反复地追问他们：当时您是否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被认为思想比较解放的杜润生，当时他也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是什么道理呢，有的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是正确的，我们也就不怀疑了。是真心真意地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①杜润生说：“三面红旗”正确与否，我们当时看不清楚，是事后诸葛亮。②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判断，二是受理论和时空的局限。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6）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在讨论时，华东地区的同志普遍反映：指标定低了。他们问，以后还增产不增产？信心怎么办？10年计划的水平，比第一个5年计划还低。这怎么能说是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有些人还说，这些指标完不成呢？实事求是和能够做的事如何结合起来？困难，本来就是困难，不困难，还革命？指标越低越好，不是小苗头。1962年的粮食指标是3200亿斤，1952年是3100亿斤，现在农业生产的条件同1952年比较，到底怎样？10年后，还只有4300亿斤（这是又调低后的数字，下同），怎么解释这个计划是宏伟的？有的人说：到1967年，只有3800亿斤，对于能否基本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能否适应年产2000万吨钢的需要，表示怀疑。
国务院的农村组，也提出粮、棉指标似乎低了，建议作重新考虑。
华北也有人提出10年指标太低，鼓干劲不够。
还有人说，老问题和新情况的界限不清楚。“三高”主要是1958年和1959年。现在的情况是指标太低了，低了也不接受，越低越好。高指标问题已经过去，现在是低收购，过去手太长了，现在是应收未收。过去是瞎指挥，现在是不敢指挥。要适当讲一讲。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报告时，一向被认为务实的邓子恢，也提出指标低了。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说：邓老提出的意见，粮食1967年3800亿斤少了，应该4000亿斤，至于这个报告上面是不是改成4000亿斤，问题是我又怕搞高指标，写了又达不到。写少一点，我写3800亿斤，你们能搞4000亿斤，我就是保守主义者了。写了达不到，陷于被动。指标低一点，少一点，不会陷于被动。而指标低一点，是不是干劲就少呢？我看也不是。指标高一点，不见得人民的干劲就高一点，好几次都是低指标的时候人民的干劲就起来了，而有好几次，在高指标的口号下，人民的干劲落下来了。所以，不要把指标的高低跟人民的干劲联系得那么密切，鼓舞人心，外国人看了不好看。不管外国人，让他们轻视我们一下好，让他们说我们不行吧。
看来，中央是被过去几年的高指标搞怕了，做计划充分留有余地，唯恐不能实现计划，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后来的情况是：1967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356亿斤，1972年达到4800多亿斤。1971年全国粮食产量曾达到5100亿斤。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
1967年棉花产量达到4700万担，1972年达到3900万担。棉花的产量1967年就达到了1972年的水平，而1972年却下降800万担，这可能与搞“文化大革命”有关，只抓粮食，不搞其他生产。
1967年钢的产量达到1029万吨，1972年达到2338万吨。1966年钢的产量曾达到1532万吨，由于“文化大革命”，1967年下跌20％多，到1972年照3000万吨左右的计划指标还相差甚远。
1967年煤的产量达到2亿零600万吨，1972年达到4亿1000万吨，也没有实现计划指标。从上述四大类产品生产的结果来看，粮食指标估低了一些，其他产品则比较适中。当然，如果正常发展，不搞“文化大革命”，所有指标都可能超额完成。
总的感觉是，中央牢牢记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制定着今后的生产计划，要实实在在地发展生产，决不再妄目冒进，因为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也受到一些同志对指标的质疑。
反不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的报告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中统一”。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报告说，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分散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大跃进”期间，中央看到了苏联“计划即法律”的弊端所在，只发挥了中央部门的积极性，而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领导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6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原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中央的出发点是好的，苏联经济的缺点也确实存在。问题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