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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告诉我们，奢华了便不谦逊，节俭了显得鄙陋；但是与其不谦逊，还不如鄙陋些。这无疑是对“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的最好注解了。
说到奢侈与节俭，在《左传·成公二年》里记载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死了。臣子们开始准备厚葬他，书里记载说：“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我们现在可能难以理解当时决定“厚葬”到底要达到怎样的程度，但直觉告诉我们，这实在太奢侈了。
于是，作者便以“君子”的名义站出来，指责当时为首的两位大臣——华元、乐举。说他们有失为臣之道。认为作为臣子的，应该致力于帮助国君治理烦乱的国事，解除政事上的困惑，甚至为了国家，有时候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极力规劝君主。但这二位大臣，当国君还活着的时候就任由他去放纵作恶，国君死了又为他置办过于奢侈的葬礼，这是在把国君陷于邪恶的境地。他们这么做，怎么能称做“臣子”呢？
这个故事，不仅告诉我们“为臣之道”，还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就是不合实际的礼节只会招来别人的唾骂而不是欣赏。
与故事里的那两个大臣相反，子游告诉我们说：“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意思是告诉我们，丧礼只要体现出遭丧者哀戚之情的极致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丧礼较之其他礼仪往往更能表现出人心的“仁”，这种仁，通俗地说，便是我们常说的恻隐之心。对于那些遭丧之人我们应该从内心深处表现出真挚的同情来。“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是说孔子在遭丧之人的旁边进食，从来没有吃饱过。说的正是孔子的这种恻隐之心。
奢侈的葬礼也许在现代社会不是经常被世人提及，但奢侈的婚礼现今却是网络上许多人讨论的热点。
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博客文章，名字叫《福布斯全球五大奢侈豪华婚礼》。文章列举了近年来全球五大奢侈婚礼，这里转录其文的两段原文：
钢铁大亨米塔是全球第5
大富翁。为嫁爱女他一掷千金，总共花费了6000万美元，创造了21世纪最为豪华的婚礼。印刷精美的结婚婚礼请柬就厚达20页，专门装在一个个银制的小盒子中，分别送达1000多名嘉宾的手上。婚礼举办地点位于巴黎一家五星级酒店，狂欢活动整整持续了5天5夜。其间，众人除了在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豪华派对，还在同样位于巴黎西郊的桑特·克鲁德公园里临时搭建了一座木制城堡。
其实这种奢侈的婚礼理念是一种过度浪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和我们政府现在大力提倡建设“
节约型社会”的主题不合节拍；从社会文明的角度看，这种奢侈的婚礼理念是一种炫耀傲慢心态，和我们国家目前建设“
和谐社会”的提法也不合节拍。像这样奢办婚事，只会耗费钱财和精力，浪费资源和时间。
在金钱至上和盲目攀比的今天，我们也许更应该静下心来，看看我们传统文明给我们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建议。这也是我们今天研读《论语》的出发点之一。我们需要的只是平静的心态，来仔细品味孔子的智慧。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何解
文/申郁文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39～40页，有这么几段话：
怎样的关系才能称做“好”呢？
孔夫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为什么两个人很亲密却不是相处的最佳状态呢？
孔子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数”（shuo，去声）是“屡次”的意思。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你们俩离疏远也就不远了。
……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因为周围人际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越来越多了。
这种障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加重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
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
可以看出，以上所引的几段实际上是于丹围绕着孔子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展开的。于丹试图告诉我们的主要是《论语》对我们现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告诫。她的心思很明显，也很善良，但我们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她是真从《论语》入手的吗？也就是说，她是先看到《论语》的论述对今天社会的确很有教育意义而拿出来告诫今人，还是说她想对现今人际关系的处理提出建议，再从《论语》中找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语录来作论据？
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到于丹整个的表述逻辑。
子游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事君”与“朋友”，即侍奉君主和对待朋友，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文中的“数”，之后分别得出“辱”与“疏”的不好结果。看来我们理解这话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释“数”上。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先急着来看这个令人费解的“数”。
我们知道，《论语》里的许多提法有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再次出现，这对我们真正把握《论语》的精义能提供很重要的“内证”。
我们先来看“事君”，在《论语·先进》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一天，季子然问孔子说：“仲由、冉求二人，是否能称得上‘大臣’呀？”
孔子回答说：“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什么事，原来你只问仲由和冉求俩呀！所谓大臣，是能够用‘道’来事奉君主，如果看到按照这样‘道’难以实行，便宁肯辞职不干了。现在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臣子罢了。”
季子然接着问：“那么，他们会对季氏言听计从吗？”孔子说：“如果要是杀父亲或杀君主这样的事，我想他们还是不会听从的。”
乍看孔子的回答，至少有两个地方让我们觉得费解：
一是，孔子为何在季子然面前认为仲由、冉求二人只是“具臣”？二是，孔子所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该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季子然是当时鲁国季孙氏的子弟，而仲由（字子路）和冉求（字子有）当时正好在季氏的手下为臣。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季子然便不怀好意地问孔子何谓“大臣”。我们只要看看《论语·先进》的其他两个条目，大概便能理解当时孔老夫子对他的这两个学生是多么的不满：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里孔子指责冉求不应该再为季氏聚敛钱财，还气愤地对门徒说：“你们要鸣起鼓去声讨他。”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得知仲由推荐子羔去当费宰，指责仲由害了子羔，仲由当然不同意他先生的批评，说了些气话，孔子听后对他说：“所以我说厌恶那些利口善辩的人！”
看来在这里，孔子和他的这两个弟子的关系也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完美。回到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来仔细揣摩揣摩“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正如上面说过的，孔老夫子的为“臣”之道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一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和孔子所说的“不可则止”一样的为臣之道，我们还能从儒家的其他经典著作中举出好几处：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曲礼》下篇）
“子曰：是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