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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不明白——一个民族长足的发展，恰恰是因其
传统文化在为之提 供不竭的动力！
我们还有理由不虔诚吗？
自古成事难，败事易。积淀了数千万年的煤炭，只需要几百年就可以被挖光。由无数代先贤建构的伟大传统，只需要一小撮败家子就可以糟蹋干净。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引述过林岗先生的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被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
我要说，如果我们的文明要破碎成片，那么，破坏者请从我们的尸身踏过。
我们绝不会放下身段，乞求公众怜悯的目光。我们绝不会放下身段，是因为我们头顶着一片璀璨的古文明，任何希望进入这片殿堂的人都应该首先学习这种虔诚的姿态——不是把虔诚献给我们，而是献给我们共同的文化。警惕文化
苏丹红
杨昊鸥
朱大可曾经将余秋雨比作“文化口红”予以痛批。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有那么几根文化口红翘首弄姿倒也无伤大雅，要命的是文化苏丹红大行其道。
去年“苏丹红”还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知的名词的时候，肯德基照常顾客盈门。后来曝了光，一时间就变得门可罗雀。为什么呢？因为有关专家站出来告诉大家，苏丹红是一种人造化学染料，它虽然能让食品保持辣椒的鲜红，但是含有致癌物，可能会使肝部DNA结构变化，导致肝部病症。于是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对身体不好，于是就不吃了。其实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个病变过程并不甚清楚，但是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听了专家的话，不吃肯德基了。
我当然知道文化产品和学术著作之间有很大不同，它不像后者一样要“无一字无来处”，或者要像顾炎武写《日知录》一样字斟句酌，生怕贻误后学。文化产品是商品，要卖，要考虑市场，要考虑消费群体，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正因为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它也应该附合商品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不能在鸡翅上抹苏丹红以次充好，还有就是广告商不能只为牟利而作虚假宣传。
现在来说正题，《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就是这样的文化苏丹红。如果说造一般的商品要本钱，做文化产品也同样需要本钱，这个本钱就是你的学力和识力。没有太多本钱也不要紧，大排档的烤鸡翅也不是没有市场，但是你抹上苏丹红再把价格抬上去，这就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商家之所以会在食品里面加苏丹红就是要让消费者看起来心里舒服，从而引导消费，文化苏丹红亦然。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一眼看去，文从字顺喜闻乐见，但其实是谬种流传，但是让人误以为，哦，这就是《论语》。这不是读者的错，好比绝大多数吃肯德基的人都不明白它的制作原理，误食了带苏丹红的鸡翅，他们是受害者。这个时候，有关专家同样应该站出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有距离的读物。当然，当你知道了苏丹红是什么东西之后你还要吃肯德基，那就不是专家的责任了。
于丹女士有这样一段话：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当我读到于丹女士这段可以代表她全书整体基调的文字时，内心涌现起无尽的悲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毕生以复兴周道为己任，虽百死而不悔。这样一位孤独的英雄在于丹口中竟成为了心灵鸡汤的代言人，成为了小资生活哲学的始作俑者，我为孔子，也为今人觉得悲哀。
我很庆幸在我辨别能力尚弱的中学时代，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庄子》的读物是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后来因为学了古代文学专业，阅读了许多不同《庄子》的版本。现在再来看那本书，有些地方我不是很赞同，但大致是没有错的。谁说普及传统文化和媚俗就天生是一对双胞胎？
苏丹红事件之后，肯德基公开道歉并整改了。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媒体也应该有这样承认错误的勇气。我们的文化在面对致癌物的时候，和人体一样脆弱。知识分子的“生产化”是其堕落的前兆
徐晋如
在新浪博客上读到陶东风的一篇奇文，名为《赢者输：易中天－于丹现象解读》。在这篇文章之中，他从法国左派学者布迪厄那里寻找理论的支撑，以表示他的不偏不倚。他认为，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场文化资本之争。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被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是相当专门化的领域，具有抵抗市场等外部力量的高度自主性，参与者在其中争夺的是专业人士的认可和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追求的就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布迪厄认为，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获得成功的
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遭到抵制，不被承认。这就是著名的“赢者输”逻辑。
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陶东风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被看作“学术掮客”而不是“真正的学者”。他说，“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学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的利益之争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其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但在同行中输了。”
应该说，陶东风的文章在逻辑上比很多人都强，但是，他太急于拿理论框架来套现实的东西，根本忘记了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布迪厄的观点，也许适用于今天的很多学者，然而并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出于学术而是出于对正义和良知的敬畏。作为被《百家讲坛》一手捧红的于丹不是一个学术人，她是明星，但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明星，我们不会拿学术的要求来要求她，但我们的行动，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思考什么才是更美好的社会。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社会，知识分子永远不会停止其批判性。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良知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知识分子当然也要吃饭，但学术只是知识分子吃饭的手段之一，学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学术来获取面包，也可以通过从政、经商或其他一切正当行业来获取面包，知识分子不应该被概括为生产者，而是思想者，生产是为了思想，生产是手段而非目的。没有批判性与超越性的生产者，不论他是属于“有限的文化生产场”还是“批量的文化生产场”，他都配不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思考的根本问题是“麦当劳世界”的文化弊端，我们在为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这种精神境界 ，布迪厄及其追随者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正如一个用科学而不是用灵魂去理解宗教的人不可能去信仰宗教，一个把文化想象成生产场的人也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都产生于那些伟大的心灵，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用生命谱写的。
在《赢者输：易中天—天丹现象解读》一文中，陶东风最后说：“在我看来，这很正常，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领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领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