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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解“毒”于丹 作者：徐晋如 杨昊鸥
第一编 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
前言
任何稍具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民主社会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民主在给人们带来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弊端，其最著者，就是文化艺术的整体堕落。有一些人将这种令人难堪的情形描述为“麦当劳世界”。今天，“麦当劳世界”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文化霸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一名深被古典文化所化的学者，面对此种情形，心中的痛苦莫可名状。耶鲁大学的人文大师布鲁姆就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哈利·波特》与垃圾无异。他为了重构西方人日渐委靡不振的灵魂，编定了一 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选择了26位不朽的作家，对其作品进行评论、串讲和赏析。中国同样是曾产生无数伟大作家和伟大经典著作的国度，但中国迄今还缺少像布鲁姆那样与时代的浮躁、鄙俗作战的英雄。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勇敢地承担起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时，我们并不敢说自己是这样的英雄，但见贤思齐，至少我们把布鲁姆这样的大师当做我们的榜样。
关于“
麦当劳世界”的弊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述最为精当。他在论述民主社会的艺术时这样说：“在贵族制度下，产生了很多幅伟大的绘画；而在民主国家，则出现了大量平凡的绘画。前者建造了一些青铜像，而后者，则塑造了一些石膏像。”在民主社会里，“一方面，原来对美术深为爱好的人，大部分将要变穷；另一方面，许多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将会附庸风雅，开始爱好美术。结果，美术品的顾客总的说来有所增加，但是，其中真正识货的和特别有钱的人却为数不多。”
文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贵族制度下，读者吹毛求疵，人数不多；而在民主制度下，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读者的人数众多。因此，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绝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
可惜，任何虚假的荣誉，在时间激流的冲刷之下，都不能不褪去其镀在表面的浮华。安意如很快就被揪出是抄袭；而于丹在文史积累上的不足、对文化经典义谛的任意曲解，也令所有读过原著的人大摇其头。本书收录了我的师弟、师妹们给《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二书挑错的文章。然而，与网友们挑错的文章不同的是，对于孔子和庄子的微言大义，本书倒颇作了一点发挥。读过原著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本书的解释，是否有曲解甚至硬伤之处，我们对于一切基于学术的批评都将从善如流；而不曾读过原著的朋友，也不妨了解一下，在于丹的“心得”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空。
徐晋如
2007。3
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1）
文/杨昊鸥
《于丹〈论语〉心得》开篇这样写道：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真理是朴素的，这话不假，但朴素绝不仅仅等于表面。太阳从东边升起，现代社会无人不知，但我们今天知道太阳之所以不从西方升起这个看似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也不是生而知之，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先人历经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挫折后才发现的。要知道，在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帮助下，我们的上古先民曾经想象着太阳是从山谷中升起的（“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真理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让我们认知世界的真实，其更重要在于它作为一种悬置的理想高标指引我们不断向世界的真实与本质靠拢——而不是相反，令我们停留在太阳东升西落这样表面现象中故步自封。
将朴素和表面混为一谈之后，于丹开始了她的“三段论”，即，真理是“朴素”的，《论语》讲的是真理，所以《论语》是“朴素”的。先抛开立论基础的不稳定性，于丹又进一步混淆了概念——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以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它贯穿着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的伟大思想。如果说《论语》“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说法实际上无疑于是在说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
快乐心灵是美好的，孔子是伟大的，所以将伟大的孔子和美好的快乐心灵绑定在一起兜售，“看上去很美”。这就好比说，牛顿三大力学是经典的，爱因斯坦是伟大的，所以爱因斯坦是主张三大经典力学的。任何一个有物理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同这种逻辑。
我不禁要请教于丹女士：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
首先可以来看看孔子究竟快不快乐。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像庄子笔下的“子非鱼”一样，似乎是个无解的方程，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孔子是否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这个问题却很重要。如果孔子的思想是快乐哲学，那么他必然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快乐。就像一个穷困潦倒的穷光蛋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向大家宣讲他的财富学理念一样，不快乐的孔子也绝不可能向人们宣扬什么快乐哲学。
如果按照于丹的标准，孔子的一生绝对是不快乐的一生，不仅不快乐，甚至用句四川话可以说“霉得起冬瓜灰”。如果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用现代格式写一份孔子的个人简历，大概如下：
孔丘，男，生于公元前551年，是叔梁纥和颜氏女的私生子，父亲早亡，少年时代生活贫贱。成年后当过仓库管理员和畜牧管理员等小公务员，但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他创办私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师，教学所得的收入不过是些肉干之类的东西。他在政治上经常遭到排挤陷害，加上当时政局不稳定，只得带领弟子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找工作。后来，五十多岁的时候重新做公务员，并且曾经一度做到鲁国总理这样显赫的位置，但是没几年就被齐国用离间计排挤了出去，后来就再也没有得到重用。晚年除了教授弟子以外潜心著述。公元前479年病死。
从上面这份履历表可以看出，如果以“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为快乐标准，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及格。《论语》里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问路，子路碰上一个叫做桀溺的人。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在动荡不安，而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乱臣的人四处奔走，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我们不能居住在山林里与鸟兽同群，要是天下太平，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想改变这个局面了。”而另一部先秦子书《庄子》中，也记载了孔子带着弟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游历的时候受困，窘迫到“七日不火食”，就是七天都没有吃到热的食物。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第49页这样说道：“孔子和他的弟子所享受的那种快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我不知道有多少现代人愿意享受“急急如丧家之犬”（孔子自谓）一样的“快乐”生活。
但是我要说，我坚信孔子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读者可能会问：“你说孔子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不就符合了于丹的说法了吗？”这里我要着重强调，我说的快乐，绝不是于丹所说的世俗之乐，比如吃饱穿暖、名利双收，我不是指这个意义上的快乐。作为哲学家的孔子，就像饮鸩而亡的苏格拉底，就像终生没有走出过小城的�